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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关系，就必须冒被开除的危险。

我过去的朋友也开始停止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们担心电话被窃听，他们在汽车展示会上看见我会赶快转头看别的地方，有些真正有勇气的人会上来和我很快地握个手，然后在底特律《自由新闻》的摄影师捕捉镜头之前，匆匆离去，毕竟亨利可能会在报上看到照片，然后下令处决公开与被放逐的人在一起的抗命者。

第十一章摊牌（6）

痛苦的教训

在我被解职的那一周，曾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以及负责公司全球公共关系业务达20年的墨菲，半夜接到了亨利的电话。

亨利问道：“你爱艾柯卡吗？”

墨菲说：“当然。”

亨利说：“那你被开除了。”

亨利次日取消了他这项命令，但这可以告诉你他有多疯狂。

几个月之后我的两个老朋友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只有几个福特汽车公司的人来参加，其中只有比德威尔是公司的高级经理，他真是很冒险。第二天一早他去上班就被传讯，他们问他：“我们想知道昨天的宴会里有谁？”

对我而言，这件事虽已结束，但伤害却持续甚久。我在公司有一个最好的朋友，25年来与我的家庭往来密切，每周五晚上我们一起打牌，我们的家庭也共同出外度假。但我被解雇之后，他连电话都没打过一个，玛丽在1983年去世时，他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

我父亲常说，你死的时候有5个真正的朋友就不枉一生了，我顿时了解了他的意思。

这是痛苦的教训，你可以和一个人做几十年的朋友，你可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当事情变坏时你曾去保护他，但等你自己碰上不幸时，却再也看不到他的人了。

这会使你认真地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我是否把我的家庭保护得更好？她们的压力非常大，几乎难以承受。看着自己的妻子病况日益严重（在我被解雇之后不到3个月，玛丽第一次得心脏病），我怀疑我是否有能力保护她们。一个残忍的人和残酷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人生。

被解雇使我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如果有人打个电话给我说：“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我对你的遭遇很不平。”这样我都会觉得好得多，但大多数过去在公司的朋友都抛弃了我，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打击。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公司受独裁者的控制并不是他们的错，如果他们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就要冒丢掉工作的危险。他们有抵押贷款要付，而且也必须为他们的孩子着想。

董事会追随领袖

但董事会呢？这些人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监护人，理应起到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以防止高层滥用权力，但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只要我们的利益被照顾得很好，我们就追随领袖。”

当亨利命令他们在亨利和我之间做选择时，为什么他们让亨利把他们充分信任的人解雇？他们未必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但至少有些人可以辞职抗议，但没有一个人这样做，没有一个人说：“真丢脸，这个人一年为我们赚进几十亿美元，而你居然要解雇他，那我也不干了。”

在我有生之年我非常想弄明白：这些董事们如何能高枕无忧？他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面对亨利？至今我仍不能理解那些董事对外界或扪心自问时，如何为他们的决定辩护。

我离开公司之后只有玛丽安·海斯克尔、乔治·巴纳特和乔·卡尔曼三位董事与我还有联系，我去克莱斯勒签约那一天，玛丽安打电话来向我道贺，她真是一位善良的女士。

我和做信托投资业务的巴纳特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说：“你知道，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也该和你一起走，但我负责一部分福特退休金的业务。如果我随你去克莱斯勒，我将立刻失去它。”

玛丽去世后，我接到比尔·福特的一封信和墨菲写来的一张便笺，没有别的了。那么多年来我们一起合作，这就是在我伤痛的期间我从董事会所收到的信息。

在我被解雇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科恩律师站起来问亨利：“你解雇艾柯卡，对于股东的损失如何弥补？”

亨利微笑了一下回答说：“董事会支持我，这件事不宜公开。”

我被解雇也引起了外界极大的注意，沃尔特·克朗凯在CBS电视晚间新闻中评论说：“这好像一本讲汽车业的小说里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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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摊牌（7）

另一位特约专栏作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