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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弱冠　羁寓军旅（2）

伯驹向父亲禀报此行之经过。父亲乘便说：张家与袁家不仅有联姻之戚，且交往也深。清末，你姑丈曾闻听开缺之命，惊惧万状，即日晚车暗来天津。他独坐包车，戴红风帽，住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直督杨士骧避嫌，没有出面，命其长子杨毓英谒见你姑丈，并赠银6万两。我独往相晤，力劝其次晨立即离京，速速去彰德。我兼任粮饷局总办时，有结余银30万两未动，即以此款全部赠他，为日后生计。

涉世未深的伯驹，我行我素，向不服人，但经此一事，似乎是有一丝羁绊在身。“好好上学，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常常响在耳边。“难道要我进入牢笼？”这个念头常常萦绕在他的心头，似乎像紧箍咒一样套在自己的身上。

袁世凯为了使模范团的学员成为忠实于他的亲军，一切待遇从优。学员的伙食津贴很高，毕业后均晋级升用。袁还不只一次地把学员集合起来，亲自检阅他们的操练，进行训话。同时，还颁发了军人训条誓词。

1915年3月，张伯驹也和其他受训学员一起，参加了宣誓大典。他也曾举手宣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生命，言行信实，习勤耐苦，不入堂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模范团第一期毕业学员考取前十名者，袁世凯亲写命令，授以卫侍武官衔。叨此隆遇者，无不感恩图报。

伯驹在受训期间，不仅不适应，还渐生反感。依着自己的性子，早就甩手不干了。但是，为了慰父之心，他不得已而从之。在他本来就不甚愉快的受训生涯中，偏偏又碰上一个不学无术的陈兴远。陈是模范团的团副，他的顶头上司。此人本无学问，但爱装腔作势。举行毕业典礼时，按惯例，团副须训话。陈拉着官腔官调说：“你们已经毕业，由大元帅亲手培植。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你们要好好地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话音刚落，全体学员大哗，唯有张伯驹紧皱着双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陈团副竟将“不可限量”，说成了“不堪设想”。伯驹对官场上的这种趋炎附势，装腔作势，十分反感。后来陈率领模范团编成一个师，任江西督军。此人极其贪婪，时值他的寿日，广收贺礼。广西商会用赤金特铸八仙人一堂进献，陈视之连称：“好，好，好！”过后又说：“只可惜小了一点。”伯驹目睹了官场上的腐败，更生厌恶之心，并将此事作为笑柄传之。

伯驹于模范团骑科毕业后，先后在曹琨、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提调（秘书，从未到任）。21岁时，他在安徽蚌埠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这就是张伯驹的“宝马金鞭，雕冠剑佩，年少英姿，意气豪横”的早年历史。他虽身栖军旅，却心在营外。他素以观戏为趣事。当时蚌埠街上演乱弹《凤阳花鼓》一剧，他欣然前往。一男一女，肩挎腰鼓，头上盘髻、插花，一双大脚穿搬尖鞋，与乱弹扮相和唱调没有区别。伯驹始知乱弹戏之由来，大开眼界。他每戏必看，也不顾及军纪、军规的限制。对于这位不安分而醉心于观戏的“提调”，顶头上司也无可奈何，只能偶尔将此情委婉地告知张伯驹的父亲。

张镇芳对伯驹时而进行耐心的开导，时而进行严厉的训斥，伯驹从不顶撞，不过还是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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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弃仕途　倾心艺事（1）

举国皆知是莽操，歌功颂德亦徒劳。

人心已去军心散，誓愿空余背八条。

袁世凯称帝时，将模范团的八条誓言又推广至全军，并载入军人手册。凡军人必有之，还须宣誓背诵。伯驹已清楚地看到，人心浮动，军心未固，八条形同虚设。他在这首诗里把袁比作篡权的曹操、王莽，不难看出他对袁氏称帝的看法。面对军界人心向背，张伯驹对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一职愈加索然无味。

一次，他告假回家，见袁克明（字伯达）寓居其家。克明乃袁世凯长兄的长子，夙来居乡。自袁世凯称帝后，他自认为当有封侯之望，遂由家乡来京，专待封爵。伯驹知此，淡然笑之。克明居家无事可做，便与衡阳一个叫龙佐才的奇人相识，并拜他为师，与其学剑。而伯驹对表兄克明专待封爵之举颇有讥语，有诗为证：

不在家乡学种田，长门长子谱中传。

封侯只待无他事，更向奇人学剑仙。

伯驹还得知，袁家为了实行帝制已经是不择手段。各地掀起的反对帝制的斗争风起云涌，袁克定是知晓的，但他以“青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