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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钱。要办这个卡，我才问财务部，让他们给我查一下账，看看还有多少？结果是卡里有25万，我能动用的现金就是25万。在家里面钱是张欣管，给阿姨发工资、买菜，都是她负责。

前段时间胡润非要把我往富豪榜上排，我说这是市场经济，如果我没有这么多钱，你把我排上去，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是打肿脸充胖子；如果我赚钱了，我也希望能上去，热爱财富，并不丢人。所以，榜的关键不是钱，而是真实性怎么样。如果真正有那么多钱，现在是市场经济，通过这个榜让人们去尊重财富，是一件好事情。

另外一个比较热闹的是慈善榜，通过捐款的多少给富人们排个名。其实，慈善榜本来是倡导人们要有爱心，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慈善是什么？就是不管捐的多，还是捐的少，可能是一个收入非常低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从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小部分来捐；如果是收入比较高的，或者是老板，做的事情当然有可能更多一些。这是一个社会应该倡导的风气，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可是，现在把慈善榜搞得有点过分，让我常常想起当年中国流行的打鸡血。抓住一只公鸡，抽一管血，打到人的身体里面。在我看来，慈善应该是人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捐了这些钱，要上榜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目的。

实际上做慈善事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而且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事情。我给一所学校捐款，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对外宣传，否则我就不给。第一年给了一笔钱开始建学校，建完了说要装暖气，我想也是，说四层楼房都盖完了，哪能还再烧炉子不行，那就装暖气；接着又说电力不行，要出一笔钱装电；电装好以后又说暖气的水得用泵抽进去，不能用水桶来回烧暖气，所以得解决水的问题，又得打井。实际上，回馈社会是一个工作，不是一次给一笔钱，就再也不管了。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上次万宝龙给张欣颁了万欧元，我们决定再凑上个几百万，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奖励中国的年轻建筑师，甚至不一定是年轻的，只要是优秀的建筑师，都可以奖励。中国是一个大规模建筑的时代，这个时代能不能留下好的东西，最关键的不是取决于民工建的质量好坏，而是取决于设计。设计的好才能留下来，设计的不好，民工建得再结实也留不下来。当时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一点矛盾，我觉得如果是奖励为我们服务的建筑师，这个基金会就变成了自家人的事情，自家人的事情还搞得这么浩浩荡荡的，不靠谱；如果是奖励为别人服务的建筑师，不等于奖给竞争对手了吗？后来再想想，人不能这么狭隘，建筑只有好坏，同样不能分彼此，竞争对手的作品好，如果是任志强做的，我们就发给他。这个基金会的评委是独立的，评的是中国人，但水平一定是国际化的。我们把这个钱交出去之后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最后负责任的，是评委会委员和主席们，评上谁就是谁。

链接：中国房地产还差最后一个排行榜

文/潘石屹

70年代初，我们村子里所有人家的婚丧嫁娶，我都知道。我们村子的人把婚丧嫁娶一律叫“事情”。不管谁家有“事情”，别人家都要出一份钱，并派人去吃一顿饭。我父亲从来都不参加这些活动，都由我代表去参加。每次去我都是拿着一块钱，交给“事情”的总管，这人在一张纸上写上我父亲的名字和金额，喜事用红纸，丧事用白纸。交了钱就开始排队吃饭，常常可以吃到一大碗有豆腐、粉条和肉的烩菜，当然肉很少，尤其是对我这样大的小孩。大人说，担心长时间没有见过肉，身体吃出问题来。主食是一半玉米面和一半白面的馍。一块钱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5斤小麦的价值，为参加这种活动家里常常得粜5斤小麦，如果再没有办法就去别人家借。但是无论家里如何的困难，这种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还没有《新华字典》呢，一本《新华字典》也正好是一块钱。等我大一点了，慢慢地明白了，这就是交往，是捧场，是面子。

现在，年末年初房地产界的“事情”和活动很多，规模都很大。地点从深圳的锦绣中华到人民大会堂，人数从几十人、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这些活动有一项中心的内容就是发奖，最多的一次活动发了400多个奖。每次活动，我都像小时候去村子里参加“事情”一样的认真和虔诚。不同的是，一般这种活动你是不需要带钱去的，反正我没带钱去，不知别人是不是带钱去了。而且任何一个活动在你吃饱喝足了之后还能带回点小的纪念品。至于发什么奖一般人都不太认真，大家都辛苦了一年，同行在一起找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