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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若公开拒绝此事，必遭杀身之祸。常规方式断难解脱这一困境，孙膑于是采用诈疯计，对魏人以狂癫相诈。《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中云：“能而示之不能。”（《计篇》）孙膑在特殊的人生困境中对这一兵法原则作了最好的发挥和运用，他的诈疯计向外界表明了自己才智的毁灭，使庞涓难究拒录兵书之罪，又消除了引起庞涓嫉妒的根源，还为日后争取了较大的行动自由。这一计策的运用自然使孙膑在生活上和声誉上暂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却使孙膑在保存自我身体的前提下退出了他难以立足的魏国政治活动圈和社会生活圈，使魏人将他逐渐置之度外，为后来的脱逃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以退为进、为进而退的策略。

和齐人禽滑釐接头之后，孙膑向魏人实施了金蝉脱壳之计。施计人为孙膑找下替身，巧妙地采用分身之术，让替身吸引和应付魏人，而孙膑真身则隐匿离去。及孙膑出了魏境时，这位替身再一次金蝉逃壳，留给魏国的仅是一堆肮脏的衣物和难解的疑团。孙膑金蝉脱壳计的设计、实施和成功，都是以诈疯计为他争取到的有限的行动自由为前提的。

孙膑：待人溺水，择机援手

《孟子？离娄上》讲了无论谁溺水被淹，人们都应该援手救助的道理。孟子的主张是从仁义道德的角度提出的，意在使君王行仁政治国。这一观念被提倡于乱世争雄的战国时代，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任何时代都没有可以绝对地普遍施行的抽象仁义。在不同国家的纷争中，人们常常是以某种谋略手段，求仁义之名，取利益之实。列国时就有两则故意等待人溺水，然后援手救助的事情。

第一则，据《韩非子？说林上》说，邢国受到强敌攻伐（公元前662年翟攻邢），齐桓公本着攘夷救邻的仁德精神，准备出兵救援邢国，鲍叔牙提议说：“援救得太早了，邢国没有亡形，敌军不曾疲惫，我们即使付出重大代价，对邢国也没有厚重的恩德。不如晚些出兵救助，那时敌军攻邢疲惫，我们易于战胜；同时我们使行将灭亡的邢国恢复生存，功劳也更大。”齐桓公于是推迟了出兵时间。

第二则，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载，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宣王召大臣商议是否出兵救援，群臣争论不休，军师孙膑提议说：“韩、魏的军队都没有疲惫时我们就出兵相救，那就等于我们代替韩国与魏作战。等到他们两国相战，韩国有亡国之形时再出兵相救，我们可以轻易击败疲惫的魏国，还可以得到救亡存活的美名。”齐王采纳了孙膑的建议，向韩国答应救援但未马上出兵，等到韩国五战连败、提出投靠齐国时，齐国方才出兵救援，在马陵大败魏军。

在上述两事中，被求救的一方最终都援救了受祸患的一方，都遵循了“仁义”的要求，但他们都在援手救助的时机上巧作筹划。在这里，被援救的国家一是自己的睦邻之邦，二是属于弱小之国，援救的一方在其初蒙祸患时仅仅答应援救但不出兵，他们既要坚定受援国的抗敌信心，防止其投降敌人，又不愿自己蒙受强敌的进攻。为友邦承担应诺了的义务，首先采取的是坐观虎斗的策略。救援国故意等到应救助的友邦和敌人在拼杀后都有了重大消耗，而友邦危亡难保时方才出兵救助，这就使自己以最少的消耗换取了利益和名声两方面的最大收益。

故意等到别人溺水之后方援手相救，似乎不合仁义的要求，反而能得到了最大的美名。在国家关系中，它是一条代价小、收益大的谋略计策，真实反映了国家交往中本质性的利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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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忌：示假卜者，取证诬人

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忌在战场上三战三胜，声威大震，相国邹忌非常嫉恨。《战国策？齐一》、《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资治通鉴？周纪二》记载了邹忌因嫉恨而诬陷田忌的卜筮之计。

按照设定的计策，邹忌的门客带着重金去街上找到一个占卜算卦的人家，对占卜者说：“我是田忌将军家的人，我家将军三战三胜，声威天下，欲谋大事，想知道能否成功。”门客求卜离去后，齐国官兵突然闯入，拘捕了算卦先生，拷问追究他为叛臣卜筮之罪。算卦先生被抓至齐王面前审讯，他不便抵赖，原原本本地交代了为田忌卜占大事之吉凶的经过。齐王闻此，对田忌顿生疑心，田忌被迫逃离。

为了诬陷田忌，邹忌要向齐王捏造田忌“欲谋大事”的证据。这一证据如让邹忌本人或其门人提供，难免被齐王怀疑；如果教唆指使他人提供，难保此人不将幕后教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