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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喜欢她。他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倾情。他不会使用电脑，不会发伊妹儿和手机短信，不会聊QQ，他只用最古老的方法向她倾吐自己的一往情深：他每天给她寄信。当然，信里面都夹了情诗。

也许那说吴侬软语的女孩觉得这样很刺激新鲜，很与众不同，所以愿意与他交往，用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他们有时就在人民广场见面。那地方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磁场。他请她吃麦当劳，喝可乐，打出租车送她回学校。车窗两旁流动了灯光的海洋。

他又向我借钱。就像以往一样，他借钱的口气大得很，坦然得很。我拐弯抹角地问他什么时候离开上海，继续“在路上”。他说他不晓得，以目前的情况看，他可能还得待一阵子。我对他有些不耐烦了。他干扰了我的私生活。我和邮购公司的小李略略有了些进展。有个周末我试探地问她想不想去我那儿看碟。她居然显出了犹豫，而不是一口回绝。但这个家伙住在我那儿我是不可能把小李带回去的。何况，我习惯了一个人住。

最可恼的是有一回，我发现我床头的一口精致的进口小闹钟不见了。那是我某次参加一家外企的新产品发布会，对方赠送的礼品。另外还有一对小磁盘，也是精美的礼品，也不见了。他承认，这两样东西他拿去送给吴侬软语了。他说女孩子就喜欢这些别致的小玩意儿。

我生气地骂他。我说哑马你他妈的太不尊重人了。你至少得征求我的同意，跟我打声招呼吧。你不要把主客的身份搞颠倒了！

我骂他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尴尬，脸上挂着坏坏的笑。他说别生气嘛老兄，我们不是好兄弟吗？好兄弟之间互相拿点东西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以后跟你打招呼就是了，不生气了好不好？

他接着就跟我打招呼了。他说我有两个手机，能不能借一个给他用用，他走的时候会还我的。“放心，只给她打电话，不会打到贵州老家去的。我跟家里没有联系。”

他就这样拿走了我的一部闲置手机。我当然还得给他办张卡，预存两百块钱话费。不然的话他只能跟上帝通话。

我越来越烦他，巴不得将他扫地出门。他有太多的恶习。某些恶习我从前也有，但我现在早已改掉。我是他妈的正常人了。他永远还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并且不自知，还以为别人都不正常。

我想起我的一位台湾客户跟我说的一个笑话。他说他老爸有一回从台北开车去高雄。他在家里，开着收音机，忽然听到交通险情报道，说在快到高雄的高速公路某段有一台小车正在逆行，请接近这段路的司机朋友千万当心。他一想不好，他老爸此刻应当就在这段路上。就立即打他老爸的行动电话。他老爸在电话那头很气愤地说：儿子啊，哪里只一台小车逆行啊，是所有的车子全都逆行呢！

哑马就是这样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是不正常的，只有他正常。全世界的人都在逆行。

但我看见他趴在茶几上写诗的时候我又心软。他写诗的时候的神情极其动人。光线从侧面投向他的脸，勾勒出他清瘦的轮廓，显得庄严又圣洁。在这样的时刻他是神，是诗的圣雄，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从稿纸上出发向天边远行。他写诗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惜。他也步入了中年，不管他其他的方面有多少改变，他写诗的那种姿态永远都是恒在的，就像雕塑一样。

这样的时候，他若向我开口借钱，借东西，借什么我大概都会答应。我说的是这样的时候，而不是其他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我会被触动，一种久远的情感会从干涸的记忆中渐渐浮现出来，暖暖的、软软的、黏黏的、稠稠的。我知道这一刻我又回到了从前，就像我们突然读到李白的诗，会回到开元年间。

我对此惊喜，但又惶惑。最后，我劝诫自己，少来这一套。过去的，就永远让它过去。

我还是要给他挪个地方。在我们公司附近有个社区里我们租了几套房子给员工住。我叫公司里的人架了张临时床，挤进一套三居室里。那里头住了六位员工。我找了些理由，把他哄过去了。我告诉他，他可以在我们公司楼下的餐厅里用餐。

可是住了三天，那些员工就跟我提意见了。他们并不知道他是我的朋友。他们中有人跟他吵了架。因为他乱用他们的洗漱用具，而且把客厅弄得乱七八糟。他还把别人的一双新皮鞋穿了出门。他生活毫无规律，半夜开灯看书，在一个本子上写写画画，搞得大家睡不安稳。

他也来找我，苦着一张瘦脸。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双手摊开，说，他们排斥他，凶他，他不能跟这些人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