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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侧目的形容词—如“过时的”、“新鲜的”、“简单的”、“肮脏的”、“令人疯狂的”、“聪明的”和“愚笨的”—描绘作为人类最大贪欲的“金钱”。我所用的“危钱”这一说法并无意唤起人们对19世纪敛财大亨、20世纪“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以及21世纪“安然”事件“导演”者的回忆。从现在的经济环境看来，他们的做法都过于褊狭。我之所以将“金钱盈利”的不正当性作为我的切入点，完全是基于历史和制度考量，认真思考暴露在金钱诱惑面前的人性中固有的弱点，而金钱的诱惑在今天已经被证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历史角度看，金钱是“邪恶的”。当考察美国此前已经衰落的全球领先经济力量时，我们可以想到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海上强国荷兰（在荷兰统治下的纽约当时叫做新阿姆斯特丹）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大英帝国—这些曾经的经济强国沉醉于金融贸易之中，而置农业、制造业或运输业的发展于不顾。这一做法导致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全球性衰退。在美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将监管程度极低的金融部门优势地位制度化并不值得提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8月恐慌（11）

从系统性角度看，“有害”指的是使金融部门力量不断提升，扩大和巩固自己作为一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和利润统治部门的地位，正如美国在过去20多年里的所为。美国金融部门如此仓促地采取这种做法最终使得公司债务和个人债务越发无法控制，投机观念深入人心，10倍和20倍杠杆投机和几乎毫无束缚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在市场上泛滥，直接推动了现行混乱的经济制度法律化的趋势，甚至增加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可能性。然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金融部门的地位不太可能以一种更加温和或者说更加具有公民意识的方式得以确立和巩固。现在艾伦·格林斯潘重新成为了一个拥有自由话语权的普通公民，这位前任美联储主席已经公开表达了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言论：那段近乎疯狂的繁荣和泡沫阶段将人性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至于金融部门在这种环境中的表现，必然在某些方面符合阿克顿勋爵的著名理论：权力越大，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机会越大。

推进美国经济和文化的过度金融化也是“有害的”。纵观美国和世界历史，都曾经出现过极其激进的金融化浪潮，导致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严重、金钱崇拜观念盛行，甚至为某些人提供了公然宣扬投机主义哲学和完全开放市场理论的舞台。监管程度相对宽松的金融市场只会使在此市场领域中最顶端的1％~2％的资本、技术和教育资源获得极高收益，而市场中绝大部分资本、技术和教育资源只能沦为上述趋势蔓延的牺牲品。在1933年，也许金融部门还有可能得到控制，其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誓言彻底整顿银行业。最终在某种程度上，他做到了。运用政治手段和政府治理并“驯服”如来自虚拟空间“金刚”般强大、在21世纪初统治曼哈顿岛（或者说伦敦的“金融城”）的金融部门，则完全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巨大挑战。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能源专家通常都热衷于进行预测，他们预测可能会出现九次经济危机（实际上只有五次）—这是频频见诸报端的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这些专家在其他领域也犯了相似的错误。然而，许多专家也已经就当前较为显著的发展趋势向人们提出了恰如其分的预警，尤其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风险。认为以债务累积为前进动力的金融市场必将引发恐慌的观点再次活跃起来。20世纪的一些学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学者将经济或商业周期解释为一种渐进过程：起初是正常的扩张，接下来出现某种能够引发危机（或恐慌）的“催化剂”，如意外事件或恐惧心理。这一“拐点”随后导致经济衰退或收缩，在此之后出现经济复苏。过度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最终会导致危机，尽管经济学家通常在何种繁荣属于过度繁荣以及经济繁荣如何导致危机方面并未达成一致。欧洲学者尤为推崇这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法国危机，还有德国危机。法国商业周期理论家让·莱斯屈尔在《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写道：“危机可以被界定为经济平衡的突发性严重失调。”

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经典作品《疯狂、恐慌和崩溃》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自由市场理论占统治地位的30年里常被人们忽视，该观点始终坚信高效和理性的股票市场行为应当随国家掌控的货币供应量变化而起伏。金德尔伯格主要关注“经济周期和危机高峰期中的投机繁荣，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投机性繁荣现象。当然，这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