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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四个孙子，一个孙女。”祖父回答。

我一看，是周总理。他很和蔼，平易，身边没有随从，没有人簇拥。和祖父聊了一会儿后，他又去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

又过了一会儿，参加晚会的人们接踵到达。我印象较深的是朱德总司令。那时，他的照片到处张贴的不少，很容易认出来。尽管熟悉他的长相，但他的气质却令我有些意外：看到他，不会想到是总司令，而是一位厚道、和气的长者。他是四川人，讲着和祖父略有差异的四川话。

正当人们轻松闲聊之际，忽然自西向东人群一阵骚动，前呼后拥加灯光跟踪中凸显出两个一红一白人物：一位身材高大脸色特别红，一位身材矮胖白面白发白西装。前者是毛泽东主席，后者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我觉得毛主席出场的那场面、那灯光色调和这歌曲所唱简直是浑然一体，似乎就是按照那首歌词设计的。此后，每读到描写毛主席出场时候的专用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1959年10月1日晚上的那个情景。和周总理的平淡出场相比，我感觉毛的出场要正规得多，庄重得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

近距离见周总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倒是有过多次机会，但那和祖父没有关系。1960年我加入少先队以后，作为少先队员的代表，我多次（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吧）参加国家领导人迎送外宾时的献花活动。那时，我所在的史家胡同小学是承担这项活动的主要学校。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迎送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周总理通常是在场的。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此后，在北京火车站迎接过缅甸的奈温将军（那时他还没有当缅甸总理），在机场迎接过柬埔寨的苏发努冯亲王……那时主要欢迎的是来自亚洲、非洲的领导人。这种活动，我上中学（1964年9月）以后就没有再参加。从此，也没有那么近距离地再见到周总理。

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时候，我除了觉得出场具有戏剧化特征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受。虽然从小就知道有个“苏联老大哥”，但那次确实没有“老大哥”的感觉。此后不久，从祖父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已经不是像往昔那样亲密了。这使我对赫鲁晓夫的动静关注起来。那时，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天都会到祖父、祖母的房间去转转，聊聊天。祖父如果要和父亲谈他认为不适合我们听的事情，总会让我们到别的屋子“一边耍去”。但那一次谈当时尚未公开的*和苏共之间出现分歧的事，并没有回避我（可能还有哥哥）在场。后来我想，那不是祖父的疏忽，也不是他觉得此事对全家过于重大应该让孩子也知道，而是他知道此事不久就要公开，孩子听了也无妨。事实上，对苏共的各种形式的批判很快就开始了。1960年，随着全国人民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水平下降，街头巷尾的人都“知道”，这是苏联撕毁互助条约强行要我国还债的结果。而那位白面白发白西装的矮胖子，此时成了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谈资中的首恶兼小丑。到了“*”中，“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成了意欲打倒的党内高级领导的代名词。

天安门看焰火（2）

我真正对赫鲁晓夫有更多的了解，是从1970年代前期读了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开始的。大约从1972年或1973年起，不知是哪个部门发给祖父一张内部购书证。购书证有编号，并写有持证者姓名。用这个证件可以到专门的内部书店去购买未公开发行的注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而这些“内部发行”的书，不少是当时国外的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学者或政治家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者”的作品。此外，也有一些小说，我印象中主要是前苏联作家的作品。这一“内部”书制度，在“*”之前就存在。一些被思想控制部门认为不宜公开、但又需要某些高级干部或特殊工作部门的人了解的国外作品，被翻译过来作为“内部”书提供。比如，列宁去世后在苏共内部斗争中失利而被斯大林驱逐的列夫？托洛茨基于1936年写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被关押的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都是“*”前以“内部”书面貌印刷出版的。在70年代初期家里因祖父的关系有了购买内部书的机会以后，我最先读的几本书之一就是《赫鲁晓夫*》。

和今天公开出版的《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