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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则在一旁摇旗助阵。漫画上还写了些字，大意是批评幼儿园就这样玩闹式地除四害。我发现老师看了这幅漫画表情尴尬，我也感到很羞辱。同学中可能有家长在附近的党校工作，他们说到党校里有人被贴了大字报，不是件好事。这更让我不安。我觉得幼儿园发生的这件有损荣誉的事不能让家里的大人知道。

本来，我上幼儿园每天都有保姆送接，但大字报事件发生以后，放了学不等保姆来接，我就自己往家里走去。在半路上碰到保姆，随便找了个不等她来的借口，就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我坚持不让她送我，她显然觉得奇怪，但也拗不过我。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放学前她早早就来了，终于看到了令幼儿园蒙羞的漫画。我告诉她回去不要告诉其他大人，她答应了。然而，几天后祖母还是知道了，显然，保姆还是把我的奇怪举动汇报了。祖母和我说，贴一幅漫画不要紧的。祖父听后笑笑，说了句：“这个娃娃！”

消灭麻雀的活动后来停止了，麻雀被摘除了“四害”的帽子，而帽子则被转戴到臭虫身上。“除四害”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变更的话语，成员少了一位一定要递补一位才名实相符。听大人们说，消灭麻雀是因为麻雀吃庄稼，但是麻雀也吃虫子，麻雀被消灭以后，田里的虫子多了起来，同样危害庄稼。两害取其轻，麻雀于是获救。

“除四害”运动开展以后，我和哥哥晚饭后随祖父、祖母转田坝多了一个工具：在竹竿上绑一块竹笋壳，上面涂上桐油――这是用来粘蚊子的。这种做法至少在我们家居住的那一带乡间相当普遍，我们也是看到别人这样做以后学来的。傍晚田野的上空，飞着一团一团的蚊虫，像一小股一小股的黑烟，漂移不定。田坝里的孩子们，看到这样的黑烟，就举着粘蚊子的工具迎上去，在黑烟中摆动，蚊子就被粘在涂有桐油的笋壳上。这是我们在那段时间中很爱干的一件事情，和玩游戏一样。

1959年秋举家移居到北京后，转过年来的春天，学校就号召种蓖麻，说是国家发展工业很缺油。当时我就想起在成都“除四害”时在竹笋壳上抹桐油的做法。那时也许还不缺油？涂上那么多的油粘几个蚊子，在珍惜每一个蓖麻籽的年代看来，真是太浪费了。

在“除四害”运动中，我不记得祖父有过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祖母有过。在成都的时候，祖母不时参加妇女界的一些活动。听父亲讲，在西康的时候，祖母是妇女会的成员，也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我所记得的这次“除四害”活动，就是祖母随一群妇女去的。她们到一个地方参观（或者是所谓“视察”？）消灭苍蝇、蚊子的方法，我也被带去了。到那里以后，看到一些人蹲在厕所外墙边用小铲子挖着什么。过去细看，才知道是在挖苍蝇蛹。挖出的苍蝇蛹还真不少，堆成了一小堆。一头大一头小的蛹不时扭动着，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孩子大都不知脏，伸手伸脚总想摸走几个去玩。这些举动被大人严厉制止。

祖母和那些一同参观的人加入到挖蛹的工作中，我也跟着参加了。她们干的时间不长，用后来知道的词汇来说，是“象征性”的。

名誉社员（1）

195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农村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高潮。在我家居处附近农村也不例外。那里成立的人民公社取名“永丰人民公社”。大概因为我家地处城乡结合部，出门过了大学路就是公社的田地，祖父是一个知名人士，又经常去转田坝，所以，公社成立的时候，将祖父邀为“名誉社员”。对这个“名誉社员”，公社还发了证书。我记得到北京以后，我还见过这个证书，但后来证书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祖父那时早已经不在决策位置上，因此成立合作社也好，建人民公社也好，搞“大跃进”也好，不过是在他身边涌动的社会潮流，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后来我读到祖父在搞西康建设时的一些讲话，却突然感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搞合作社，甚至“大跃进”，祖父在心理上一定是理解甚至同情的。我这里用的“同情”一词，是在十八世纪的伟大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论“同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即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同样的感受（包括激情），而不是在日常的意义上指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

我的这种感觉一定会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祖父曾是大有产者，怎么会理解甚至同情合作社、大跃进这些似乎只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呢？

在这里，我想不避冗赘，引述祖父在20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主政西康时的几段言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思潮的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