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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是那样强烈，没有什么东西能包容得住他们。他会演奏任何乐器，跳任何舞步，还能当场编出故事，一口气讲出来，一直讲到铃响。他不仅满足于自己的表演，而且也会帮助别人摆脱困境。他会站在舞台两侧，等待适当时机，闯入到另一个家伙的演出中。他就是全部演出，这种演出包含着的治疗方法比现代科学的整个武库都多。他们应该把美国总统拿的工资付给这样一个人。他们应该解雇美国总统和整个最高法庭，确立这样的人当统治者。这个人可以治疗有史以来的任何疾病，而且，他也是那种有求必应、不取报酬的人。这是一种能腾空疯人院的人。他不建议治疗——他使每一个人发疯。在这种解决方法和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即文明之间，只有一条其他出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终要走的道路，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注定要失败。代表这惟一道路的那种象征物长着一个有六张脸、八只眼睛的脑袋；脑袋是一个旋转的灯塔，顶上不是可能会有的三重冕，而是一个洞，给那里很少的一点儿脑髓通气。我是说，只有很少脑髓，因为只有很少行李可以带走，因为生活在全意识中，那灰色的物质就变成了光。这是人们可以置于喜剧演员之上的惟一一种类型的人；他既不笑也不哭，他超越了痛苦。我们还不认识他，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事实上，就在皮肤底下。当喜剧演员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时候，这个人，我猜想他的名字也许叫上帝，如果他必须有一个名字的话，他大声说起话来。当整个人类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意思是说，笑得肚子痛，那时候，每个人便上了正道了。那一时刻，每一个人既是上帝，也是任何别的什么。那一时刻，你消灭了二元、三元、四元、多元意识，这是使那灰色物质以丝毫不差的褶层在脑壳顶部盘绕起来的东西。在那时刻，你会真正感到头顶的那个洞，你知道你曾经在那里有过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同时将一切尽收眼底。这只眼睛现在不在了，但是当你笑到眼泪直淌、肚子直痛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打开天窗，给脑髓通风哩！在那时刻没有人能说服你拿起枪来杀死你的敌人，也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你打开厚厚的一卷书，来读里面形而上学的世上真理。如果你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绝对自由而不是相对自由，那么你必须承认，这是你达到自由的最近的捷径。如果我反对世界的状况，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道德家——而是因为我要笑得更多。我不说上帝是一阵大笑，我说，在你能成功地接近上帝以前，你必须放声大笑。我的整个生活目标是接近上帝，也就是更接近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走哪条路对我来说无所谓，然而音乐十分重要。音乐是松果腺的滋补剂。音乐不是巴赫，不是贝多芬，音乐是灵魂的开罐器。它使你内心十分平静，使你意识到，你的存在有一个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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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八章（2）

生活中令人寒心的恐惧不包含在祸患与灾难之中，因为这些东西唤醒人们，人们变得十分熟悉它们，亲近它们，于是它们最终又变得驯顺了……这更像是在一个宾馆的客房里，比如说在霍博肯，口袋里的钱只够再吃一顿饭。你在一个你绝不指望再来的城市，你只需在你的房间里度过一个晚上，然而要在那房间里呆着，却需要拿出你拥有的所有勇气和精神。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激起如此的厌恶与畏惧，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有某种永久的谋杀在这些地方进行。和你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他们像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做生意，他们盖同一种房子，也不更好，也不更坏，他们有同样的教育体制，同样的货币，同样的报纸——然而他们绝对不同于你认识的其他人，整个环境不同，节奏不同，张力不同。这差不多就像看自己以另一个肉体出现。最令人烦恼的是，你确切知道，支配生活的不是金钱，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训练，不是种族，不是语言，不是习俗，而是别的东西，你一直试图扼杀的东西，它现在实际上正在扼杀你，因为否则你就会突然被吓坏，想知道如何逃走。有些城市，你甚至不必在其中过夜——只要过一两个小时就足以使你精神失常。我想起贝荣就是那个样子。我带着别人给我的几个地址在夜里来到那里。我胳膊底下夹着个文件包，里面装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简介。我被指望趁着黑夜去把那讨厌的百科全书推销给几个想要改善自己的可怜人。如果我被扔在赫尔辛基，我也不会像在贝荣街上行走那样感到不安。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美国的城市。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在黑暗中蠕动的一条大章鱼。我来到的第一家看上去如此令人生畏，我甚至都没有自找麻烦去敲门，我就像那样走了好几家，才终于鼓起勇气去敲门。第一个地方，我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