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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的都要再娶上一两个姨太太。传宗接代，课子教孙。他们不再出山去了，而让后代再踩上那纤细的路、出山复进山。好静的深山啊！

山里人沐浴皇恩，蒙戴德化了。棠樾村头奉旨立起了七座壮观之至的石牌坊，表彰“忠、孝、节、义”；男祠、女祠更有机地完成着山一样沉重、山一样固定的体系，这体系在山里更有山的庄严、云的神秘。

贵唯官。深山里赫然一座华贵的“膠州刺史”的石牌坊，耸向青天，傲视群山，炫耀着此处山村在明朝出过这么一个官员。深的山，出大的官。走进村去，就会知道，在后来的年代里，比这大的官又还出过不止一个。

从深山里真正走出的，是脚踏上现代的几位文化人。

他的祖父走出山去做官，回到了山里。他的父兄走出山去做官，但他却出生在上海了。不过，他仍被送回深山读书。不同的是，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又被接出深山，从此告别了兰花窗板、老屋、溪水和四面青山，竟于1910年渡海出洋求学去了。这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山人物之一的胡适。

深山仍然好读书，但只宜读中国的古书。胡适的父兄领会了中国，领会了时代，用他们山里人的手把胡适推出了深山，却又让胡适把根扎在了深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草花……”，后来的大学者胡适咏出了这样惆怅而典雅的诗句。

历史就这样开始走出深的山，走出不同的样子来。

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这深的山。他们带着被压迫者的怒火和满身的伤痕，在这里集结、改编成了抗日的新四军，然后走出深山。

皖南事变。深山里的故事。

但历史顽强地走出深山。

今天，公路通进去了，铁路通进去了。普通的山村被整个地保护起来，因为它整个是明清民居。一些这里那里的民宅被错落有致地迁在一处，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原来它们全是明代的。深山里到处是未经破坏的自然美景，到处是文物，到处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