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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批准新药品时所花费的时间长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着用药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时候甚至死去。

政府的决策十分缓慢，批准建设一条机场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批准一个公路项目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每小时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们从车子的后视镜里往后看时，也能看到后面很远处还有一辆车子。这辆车子轮胎没了气，散热器冒着蒸汽，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向前行驶着，将后面所有的车子都挡住了不能快行。维持这辆破烂车子花费了4　000亿美元，这可能吗？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　000亿美元”。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

美国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运作起来像是工厂，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护者是依赖教师选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客。这种学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彻底地反映了美国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只不过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罢了。唯一可以令他们挽回颜面的就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

企业受高速的竞争逼迫不得不发生变化，而公立学校的体制却受到垄断企业的保护。家长、有创新思想的教师和新闻媒体都呼吁着进行改革。然而，尽管教育的实验项目越来越多，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工厂式的学校。

每小时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学生适应每小时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吗？

每小时5英里：并非所有影响世界经济的有机能障碍的组织都是国家性质的。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组织的深刻影响。这些所谓全球性的组织是一批跨政府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几十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不甚显著的组织。

有些组织，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是在75年前国际联盟时代出现的。剩下的大多数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除外）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

今天，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新的势力的挑战。新的选手和新的问题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这些政府间的官僚结构和常规工作却一成不变。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4个成员国选举新的领导人时，美国和德国在人选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德国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最后决定，“他们不能破坏50年以来让欧洲人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规矩……”

每小时3英里：变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国家里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机构，从国会到白宫一直到各政党本身，正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的要求的攻击。所有这些团体都在期待美国的体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这些体制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抗辩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参议院的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员康尼·马克曾这样对我们抱怨：

“在国会山，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连续超过两分钟半的时间，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或者进行些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谈话……”

“我们必须将2/3的时间花在搞公共关系、竞选或者筹措竞选经费上。我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专门小组，在另一个工作小组，谁知道还有什么机构。你认为我真会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为那么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决策吗？这不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决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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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速度的冲突（5）

对他的诚实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们问：“那么您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选的呢？”

政治体制的建立根本不是为了应付知识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飞速发展的速度。政党和选举也许更替不休，筹措经费和竞选的新方法正在出现，但是在美国这个知识经济最为先进、互联网使得新的选举政区可以立即形成的国度里，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却发生得十分缓慢，简直令人难以察觉。

我们几乎不需要为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做什么辩护。但是一成不变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20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第一次发生根本变化是在1861～1865年的内战之后；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当时它充分使自己适应了工业时代。

从那之后，美国政府毫无疑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