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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颗耀眼的黄星别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　过了一会儿，娜塔丽又看见几颗；并不太多，只不过是那么一颗黄星，满不在乎地别在胸前。拉宾诺维茨告诉过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张旗鼓兜捕犹太人的情况；要么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已被肃清，要么他们不再露面。那些禁止犹太人进入饭店或公用电话间的牌子都已卷曲，满是尘埃。每一天，象《巴黎晚报》和《晨报》等这些熟悉的报纸上出现的习以为常的恶狠狠的反犹主义使她惶恐不安。因为这些报纸的第一版看起来和平时并无两样，而且有些专栏作家也还是那么几个老人。

沦陷的巴黎的确有其独特的迷人的一面。清洁静溢的街道，没有出租汽车的刺耳喇叭和拥塞街头的车流，清新无烟的空气，穿上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儿童在游人不多的鲜花怒放的公园里游玩，身穿巴黎时髦服饰的妇女乘坐的马车，这一切都象那些古老的油画里所表现的巴黎风光一样。但是象麻风病灶似的德国占领的迹象到处可见：大块的标语牌，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协和广潮和”士兵戏院‘等字眼；黄色的墙报，上面公布了被处决的破坏分子的长长名单，鲜红色的卐字旗飘拂在官方大楼和纪念碑上飘拂在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上，饭店外面用粉笔写上的德语菜单，德军军车在空荡荡的林荫大道上飞驰，以及下班后穿着灰绿色军服的德国士兵带着照相机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丽碰上一个吹吹打打的军乐队带领一个踏着鹅步的卫队沿着爱丽舍田园大街走向凯旋门，鼓声咚咚，伴有刺耳的军乐声，乐字旗随风飘扬；只要看上一眼这种奇特的景象，就会意识到占领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灵因能随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而只要在图书馆里埋头工作，或和路易斯一起度过黄昏，或者午饭后沿塞纳河一边溜达，一边看看书摊，也就放下心了。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馆报到。有一天路易斯病了，她只好呆在家里，一位身材颀长、衣着考究的年轻瑞士外交官到她家里访问，看看是否情况正常。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　巴黎似乎没有马赛那样可怕，人们看上去不那么胆战心惊。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较文明。

三个星期之后，埃伦被迁到疗养院，住进一间窗口对着花园的房间。他还衰弱、渴睡，几乎不能说话。他对这种优待似乎受之无愧。但娜塔丽心里感到纳问。　把病人送到巴黎来这件事在她看来本无什么出奇。因为巴登一巴登的医生说过，那所美国医院有第一流的医务人员，她的叔父在那儿要比在法兰克福好一些。　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这是巴登一巴登难以比拟的。不过，一层恐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象一个小孩对于一间长年上锁的房间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样。这是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这个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城市里，她叔父所受到的优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认为这是个难解之谜，而不是他们时运特别好。当谜底终于在美国图书馆里揭开的时候，她感到的与其说是惊奇，倒不如说是打开了一间上锁的黑暗房间时那种恐怖。

伯爵夫人从外面一间办公室里喊道：“娜塔丽，我们来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她正在后边房间里，蹲在书堆中填写书目。她用手掠一下披在脸上的头发，匆忙走进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的是韦尔纳。　贝克，他一边喀嚓一声立正，一边鞠躬，眯起眼睛露出友好的笑容。

“德国大使馆的公使，”伯爵夫人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过我你认得韦尔纳？”

自从离开锡耶纳以后，她从没穿过夜礼服。在锡耶纳，尽管她那时还受到意大利人的临时软禁，她有几次晚间外出时还穿过一套褪色的长礼服。而今，她只有手提箱所带的几身出门旅行的服装穿来穿去。那天晚上，在娜塔丽深受震惊的精神状态中，穿上伯爵夫人为她弄到的灰姑娘的华丽服饰，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怪诞的嘲弄，象是被执行绞刑前显示其女性美的最后一次阴森可怕的机会。这套衣服很合身；伯爵夫人那个表妹的身材正好和她一样。娜塔丽在把平滑的、珠母似的丝袜拉上她的双腿，一直拉到大腿上的吊袜带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今天，即使是一个富有的巴黎妇女，她从哪儿可以弄到这样的丝袜呢？如果穿上这样的一身打扮在太平岁月里和拜伦出去欢度一个良宵而不是现在这样面临一场使人寒心的恶梦，那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为了配上那套时新的灰丝礼服，她在搽脂粉的时候真是费尽心机。但她只有一些起码的、因为久已不用而干裂的化妆品：一罐胭脂、一支唇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