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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讲授，课本也采用英文教材。此外，因为是中途插班，大学一年级上半学期课程没学过，他感到有些吃力。经过一个阶段适应环境，他依然像在蕙兰读书时那样的坚忍、勤奋与刻苦，终于跟上了课程进度。两周的试读总算通过，但拉丁文课程却让他吃尽了苦头。他写道：……只有一门功课倒苦死我了。什么功课呢？就是拉丁文。拉丁文字母也没有学过，先生就要我读拉丁书的下半本呢，况且拉丁文比英文难得多。所以，我一方面补读上半本，一方面赶读下半本。这位教拉丁文的先生又来得凶，他的名字叫巴顿（Barton）。他的声音怒貌，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脑筋中！他看见我回答不出，总是突着眼睛，伸着手指严厉地说道：“e　on！　e　on！”意思就是“快点说出来！快点说出来！”不过巴顿待我还算好。他知道我没有读过上半本，常常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补习。②一年的功课须半年学完，陈鹤琴读得实在辛苦。到了学期结束，各门功课成绩下来，陈鹤琴每门都及格，惟有拉丁文一门考了59分，下一学期需要补考。可惜，因为转学，他把这个记录留了下来。

对于卜舫济校长，陈鹤琴一向怀有景仰之心。他写道：卜校长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数十年如一日，把梵王渡一个小学校变为一个国内著名的大学，五十余年来，桃李满中国。现今在外交界、政界、商界、学界服务的不知有多少。他对我国教育事业贡献宏大。卜校长不仅介绍西洋文化，而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宣扬圣道。他总是苦口婆心，劝人从善，仁爱精神，以身作则。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我们岂不应该更加如此吗？这是我当初对于卜校长的景仰，并从景仰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想。《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然而，圣约翰校园中的另一番景象，却使得陈鹤琴对自己所怀有的这些景仰产生了怀疑。一方面，这所以培养教会领袖人才的高等学府，藉以激励、感染青年信奉耶稣并接受“基督化的品格”，并在将来走向社会时发挥“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作用；另一方面，在圣约翰校园中存在着种种不平等，令人产生出愤愤不平的情绪。在圣约翰，一般学生不注重中文学习，因此教中文教师的待遇很差。校中外国籍教师的待遇大大优于教西文的中国籍教师，而教西文的中国教师又较教国文的中国教师要好。教员所住的房子、所享受的薪金待遇分三个等级。国文教员住的是又旧又小的中国式房子，而外国教员住的则是又新又大的小洋楼。

圣约翰的学生中，不乏父母是洋行买办或官宦人家的阔少，平日里出入学校以黄包车和汽车代步，他们根本不把国文教师放在眼里。上国文课的时候，不是在底下读洋文功课，就是看小说。台上的国文教师像是低人一等，靠着桌，低着头，盯着书，讲课时连头也不敢抬一下。有的时候，卜校长走进教室查看，那些不听讲课的学生才收敛一会儿，装模作样把国文书摊开。更有甚者，这些学生给国文教师“捣乱”。有一天，上国文课时，几个顽皮的学生，在讲台上的桌子三只脚下都垫了砖头，另一只脚悬空。当国文教师讲课时，将两只手臂靠在桌子上，稍有前倾，桌子就从台上倒下来。被学生捉弄的国文教师只好赤红着脸，尴尬不已，而那些学生却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中国人欺侮中国人，学生捉弄先生，陈鹤琴对这种不公平现象感到愤愤不平。他写道：“这种怕外国人而欺侮中国教师的奴隶心理，我今日思之犹愤愤不平呢！”《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6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卜舫济，这位曾经令陈鹤琴崇拜、景仰的外国校长、虔诚的基督徒却在15年后的1925年6月，做了一桩令很多圣约翰校友感到蒙羞的事情。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全市人民###、罢市、罢课。6月3日清晨，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师生在校园中重新升起了被校方取走的中国国旗，闻声赶来的卜舫济恼羞成怒，当众从旗杆上强行扯下，引起了在场师生的一致抗议。人们气愤得跺脚、痛哭。据记载，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您是校长，我们应当尊重；但你是外国人，不应该抢夺我们中国人的国旗。”在卜舫济交还了国旗之后，人们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校方命令学生们到礼堂受训，但当校长和外国教授到场时，学生们并没有像平日一样起立欢迎。震怒之下的卜舫济校长立刻宣布学校停课，所有学生马上离校，学校设施全部关闭。在场学生中的553名本科与附中部学生当即宣誓永远与圣约翰脱离关系，以后再也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然后列队离开。孟宪承、钱基博、张振镛等17位中国籍教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