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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体，如野人一般。 带去的米和菜仅够半个月，眼下给养船迟迟下来，只得限制饭量，放　丝钩钓鱼充饥。可钓丝又给鲨鱼弄断了。作业的海区，离东沙岛很远。一　日遇风暴，舵给打坏，只得随风颠簸。天漆黑，惊涛骇浪，大家都认为必　死无疑，幸好，船被巨浪打到东沙岛，死里逃生。 饥饿、艰辛、险恶，一点也没《金银岛》和《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浪　漫。 工人不堪忍受，吵闹着散伙。霍英东付给他们一个月饷金，驾船送他　们回去。到澳门交了第一批海人草，转舵去南澎列岛，雇了一批澎湖人和　琉球人。 这批人很能吃苦，捕鱼很有办法，鱼叉出手，便可拖出一条大鱼，也　不用烹煮火烤，用刀割下生吃。他们帮东瀛人捞过珍珠，潜水很有一套，　能憋水底四五分钟才浮起来。见海人草产量陡增，霍英东心喜不已，心想　准能发大财。 谁知苦熬苦捱了半年，成本核算，根本没赚到钱！ 霍英东精神几乎崩溃，他坚持这种非人生活，全靠发财立业的信念支　撑。股东传信来，要求退股散伙。霍英东泪洒荒岛，惨败撤离。 霍英东在近期与香港作家冷夏交谈时说：“我一生犯过两个大错误，东　沙岛采海人草是第一个。那种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险恶，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忍受过来的。” 东沙岛又使得霍英东一无所有，几年的辛苦全泡了汤。母亲心痛不已，　责怪儿子是老衬（傻瓜），海人草能卖那么高的价，而别人都不去采，肯定　是干不得的。 霍母声称不再跟儿子合伙做生意，霍英东经过这番冒险经历，性格变　得倔犟，意志更坚毅，行动更果敢。他不想老是在母亲的庇护下生存，期　望完全自立。 霍氏母子分道扬镳，各立门户。母亲仍做驳运生意，霍英东买了一艘　拖船跑运输。母子俩都还是靠水为生。 “母亲从未信任过我，我经常我行我素，她认为我是鲨胆，太莽撞、　太冒险。我尊敬母亲，但我那时快30岁了，不能事事都听她的。” 靠水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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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出生于水，对水有特殊的感情。霍英东凭藉一艘拖船，维持着　一家人生汁，还略有积蓄。他熟悉珠江口各岛屿间的水道，也对这片地区　的海上贸易了如指掌。 霍英东说：“因为我年轻时运气不太好，所以比较相信命运。一个人该　不该发，运气有时会起很大的作用。” 财运终于来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帝国主义对中国实　行经济封锁，港英当局也宣布切断与内地的贸易。工业基础薄弱的新中国，　急需各种战备物资。香港的华商，为自己、也为同胞冲破帝国主义封锁，　向内地运送违禁物资。禁运造成物资奇缺，价格暴涨，不仅是物资本身，　运价亦直线飚升。 这就是霍英东碰到的发财良机，如果霍英东没有这艘拖船，对海上贸　易一无所知，他很可能就会错失这次机会。 霍英东是最先涉足这一行列的。香港原来就积压了大量的战争剩余物　资，此刻，又有人源源不断地将货聚集于香港——待这些“冒险家”转运　到内地或中转站澳门。 霍英东从未交过这种好运，现钞如猪笼入水，数都来不及数。他可以　几天几夜不睡觉。他既做船东，又做货主。他的船只成几何级数增长，拥　有一支可观的船队。 盈利大的生意，也意味着风险极大，有不少船只，或触雷，或翻船，　或被扣留，或受到炮舰攻击。霍英东运气特别好，毫毛都没伤一根，旗下　的船只，均人货无恙。 战争引发的“特需”，在香港造就了一批富翁，霍英东自然在其列，并　且创造出布衣晋身富豪的神话，香港的亲英人士，指责朝鲜战争中与内地　进行特需贸易的人，说他们发的是不义之财，更谴责他们走私军人，是战　争贩子。 诚然，根据港英当局当时的法例，他们是属“走私违法”。但从国家和　民族的角度相论；他们的“偷运”又属义行壮举。 当时的禁运物资有数百种之多，其中以军人与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　之类的抗菌素）的利润最大。霍英东“偷运”的物资是哪类，就不得而知。　也许是有人见霍英东“草莽暴富”而耿耿于怀，就戟指霍英东是“军火商”。 朝鲜战争结束，与内地的民间贸易很快沉寂下来。靠水发家的霍英东，　考虑他下一步的发展。 英文《南华早报》发表了Berta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