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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元，均为税后实际收入。此外，耐克还将根据约定的条件支付郑智表现奖金。

合同签订后，郑智在各类比赛中均穿着耐克球鞋。然而在2004年以后，郑智有两次穿着阿迪达斯球鞋参加比赛。2005年3月18日，郑智正式向耐克发函，要求从即日起中止合同。同年4月底，郑智与阿迪达斯苏州公司签订了代言合同。在2005赛季和活动中，郑智均穿着阿迪达斯运动鞋。2005年11月7日，郑智接受了阿迪达斯为其制作的特制靴，鞋面上印有“郑智”字样的繁体字，并且从此开始频繁参加阿迪达斯的各项宣传活动。

2007年4月，耐克公司以阿迪达斯公司利诱郑智促使郑智穿着阿迪达斯球鞋参赛并与郑智签约构成侵权为由在上海提起诉讼。2009年7月23日，上海一中院一审判决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与郑智连带赔偿原告耐克（苏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损失20万元。

和谐社会需要契约精神。特别是那些明星、政要等公众人物，那些在行业、在全国甚至世界闻名的企业，更要为社会作出遵守契约规则、遵守契约精神的表率。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契约精神，都能够遵守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都能够按照章程和规则办事，社会就会少了许多矛盾和纷争，就会变得更加和睦和谐。

契约箴言

人心只有存善，才能被阳光照耀，所以善的契约才在世界普遍存在。

懂得珍惜这种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

契约文化缺失：重礼义，轻规则（1）

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不乏深厚的契约因素，很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国契约制度的产生要早于西方。的确，《管子》中关于尧舜用战争中缴获的财物与其他部落交换虎皮的记载，《尚书·舜典》中关于刑法制度的记载，以及夏、商、周等朝代制定的一些法律条款，已经有相当多的契约精神蕴藏其中。

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就是有文字可证、有实物可考最早的契约。西周时期，人们在买卖重要商品时，都会签订契约，而且有专任官吏“质人”负责管理、监督此事。当时的买卖契约叫作“质剂”，“大市以质，小市以剂。”由于这类契约在普通百姓中间广泛使用，所以人们称其为“万民约”。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我国甘肃居延地区发现了一批汉代契约原件，有的还标有年号，其中有卖衣物、布匹的契约；有卖田地的契约；还有一些廪给凭证。这批契约的数量虽不多；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批契约原件；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汉代法律中已经有对契约*利的保护条款。为了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保障债权人的权利，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违约现象进行处理；对因客观条件不能履行的契约，则对债权人尽可能地予以补偿。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贞观六年十二月，唐太宗放死囚们回家与家人团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三百九十名死囚，无人监督，全部如期返回，没有一个人逃跑。他们明知已被判死刑，还视死如归地回来受死。

白居易《新乐府》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就是这件事。太宗与死囚的约定说明了契约精神是我国的优秀传统。原来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具有契约精神的政治家。唐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契约精神和契约文明的社会。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当然死囚的诚信也并非是无因之果，他们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给予唐太宗的丰厚的回报。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而衍生出来的。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同时，唐太宗还以身作则，遵纪守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太宗一再加强对王室的告诫，要求他们做弘扬契约精神、遵纪守法的典范。他对吴王恪说：“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然而吴王恪不听父亲的劝告，“数出畋猎，颇损居人”，结果被免官，削户三百。这说明太宗为维护法的公正与尊严；是不徇私情的。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人人都具有契约精神，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人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