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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

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专制，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同桌的三位中国人，都被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内心独白感动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康、梁变法以来，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可是中国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个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终于忍耐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