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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记述与蔡元培一贯所持的态度颇为相符，应该说有很强的可信性。再说面对当时的军阀政府，身为大学校长的他装装样子出来说几句场面话，也未尝不可，亦无伤大雅。

但是，蔡元培本人与多数的参与者，在事后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记述。那天他到校后，先布置总务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写标语的纸张。见队伍最前列学生高举的那条“国立北京大学”横幅的竹竿太短，又叫学生来校长室前院子里砍了几根大的竹子，换了上去。然后，就接到了教育总长傅增湘的电话。他告诉蔡元培，北洋政府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阻止学生行动。有主张镇压的，有主张驱散的，也有主张独办蔡元培的，吵吵闹闹搞得钱能训总理左右为难。而警察总监吴炳湘和警备司令段芝贵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把他这位软弱的教育总长训斥了一顿，令其快回去阻拦。他只得战战兢兢的在电话里请老朋友帮忙，请他快召回学生，请他马上到教育部商量善后问题。

蔡元培只冷冷地进出一句话：“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不忍制止。”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也根本没有去教育部。这一天，他整日没有离开学校，也整日没有进食。而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却已在校门口阻拦学生队伍。经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方才冲破阻拦，整队出发。

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北大学生还在金水桥南边，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也有一个典故，曹瞒即曹操，而章惇却是宋朝大臣，当时司马光视为祸国殃民的大奸。学生们顺手拈来影射曹汝霖和章宗祥。

天安门前还堂堂正正地悬挂着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爱国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阻挠，愤怒地喊出了一个饱受创伤的民族威武不屈的心声：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雄壮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示威。

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吓坏了故宫里的那位小皇帝。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针对他的兵变呢，慌忙派出太监来门外窥探。而总统府里，徐世昌正在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公使设宴洗尘，作陪的还有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等。这顿宴会吃得很不是滋味，门外不时传来数干学生要向美、英、法使馆请愿，向日本使馆示威的消息。吴炳湘也跑来转告曹、章、陆三位：

“学生的怨气很大，请诸位哲留公府，千万不要出府回家。”

段祺瑞的铁杆打手，警备司令段芝贵将军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向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传达起“太上皇”欲开枪镇压的旨意。

钱能训为难地说：“政府已很被动，再发生流血事件，可能会引起国际公愤，巴黎和会将全盘皆输。”

徐世昌这位老官僚却很冷静，轻蔑地说：“芝泉还是留学德国的，怎么连一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按国际惯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敢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告诉他，与学生对抗的政府全是要垮台的，本总统还不想代人受过，遗臭万年呢片

段芝贵也不甘示弱，叫嚷道：“万一他们胡闹起来，政府不也会垮台吗！”

徐世昌不悦地放下筷子，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又口气强硬地布置道：

“可以抓但不可杀，可以捕但不可伤。去吧！”

见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公开化了，身为段祺瑞心腹的曹、章、陆三人面子上也很尴尬。屈指算来，从当初帮助老袁签订二十一条，到为段祺瑞全权办理“西原借款”，直至最后断送山东主权，反正这些年与日本的卖国条约，全是三位亲日派一手在前台大包大揽的。见宴会已不欢而散，曹汝霖和章宗祥先到钱能训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大约过了三点多钟，他们估计外面的军警足以保护自己，就驱车溜回曹宅去

那边的游行队伍已到了东交民巷，却被守卫租界的中外巡警阻拦，不许通过。见巡警们如临大敌般早已作好了准备，怒火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