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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演说家的风采，以及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抑扬顿挫的本领。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十分的和蔼和诚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亲和力，使人觉得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话也特别的能够感动人。他越讲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往往反复议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把枯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演绎成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白话历史长卷。

下课时，胡适整理好讲义正要出去，发现傅斯年和顾颉刚还站在坐位上，好像有话要说似的。他忙热情地迎上去，邀请他们到他的房间去做客。

“真要感谢二位的捧场呵！”

他出于真心地握住两位的手，用力地摇了几下。

傅斯年有点矜持地指指顾颉刚，说：

“你要谢就谢他，是他发现了胡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

三个人回到北河沿的教师宿舍，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毕竟都是年轻人，感情很快就融洽起来。

对胡适的这次上课开始也有异议，陈汉章就拿着他新编的讲义仰面大笑，说：

“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要看他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哈哈！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真是不通之至呐！”

胡适却不买他的账，照讲不误。但心里却很悲哀，这帮老学究其实连中国哲学史的性质都没搞懂还自以为是能和古人对话的硕儒呢。

顾颉刚因结识了胡适显得很高兴，他又回忆起那天的情景：

“胡先生，说老实话那天上课大家也没当回事，可我却听出了新名堂。以往中国哲学史一课是陈汉章讲授的，讲的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那一套。他先从伏羲说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最好笑的还是冯友兰他们上本科时，讲哲学史的是陈介石老先生，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课，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在去年去世所以一见你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还大胆地称西周是‘诗人时代’。你这一改可给我们一班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好没有闹风潮。我自以为听出了一个道理，就对同学们说，胡先生虽然书没有陈先生读得多，但在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也许我的威望不够高，一些同学觉得你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不配教这门课，还想赶走你。急得我只好去请傅斯年也来听课。他听了几次课，终于表示满意。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同学们见这位平时最敢放言高论的人都说好了，也就都跟着说好”

胡适想不到背景有如此复杂，真是又惊又喜。为了自己的一堂课，还差点引起一场风波哩。他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胡适已完全恢复了自信，他毕竟留学七年，见识比他们广多他带点炫耀地说：

“我讲哲学史可不是心血来潮，那是从近九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引申出来的。”

也许又被他的博士头衔唬住了，傅斯年恭敬地说：

“胡先生，我非常佩服您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是不是能在这方面谈谈”

胡适先暗自在心里笑了，他决定调动起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降服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北大骄子。他用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说道：

“记得去年回国前夕，我见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师马君武先生。我是多么激动地想从他身上吸取新的营养可是，几次谈话下来我失望他几乎十年没有长进，进而环顾中国学界，又几乎一片空白。梁启超的‘中体西用’似乎已老调重谈，不能成为支撑他学界领袖地位的新典范。说得狂妄一些，国内台面上活跃着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是想在国学领域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异，他想造成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我没有意见，而且学术革命也可能会牵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刚才我和陈老先生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但是，仲甫他们有点过激了，认为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坏，但更想着如何重建。二是我认为治中国思想和学术，都是围绕一个方法。什么才是中国学界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如果说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