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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心底的疑问。

“先生的大名晚生早已如雷贯耳，在我的印象中，前辈是一位温而厉的先贤。记得百日维新时，晚生还是位莘莘学子，听外间传闻，先生在翰林院的书房，挂有一幅‘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的手书对联。还不分昼夜地翻阅魏源、严复和国外有关变法图强的书。变法失败后，先生又毅然挂冠而去。据说当年孙文也先给李鸿章上过万言书，以后又去万木草堂拜访康有为，因均遭拒绝而自立门户。太炎先生可谓狂生，也主动纳会费十元加入上海强学会，并应邀出任梁启超的《时务报》笔政。就连李鸿章二张之洞和袁世凯，都不同程度地巴结过康、梁。为何迄今为止的史料不见一点你们的联系恕贫僧冒昧，难道彼此有什么宿怨和成见”

蔡元培见心中之隐已被点破，面若敷霜的脸上松弛出一丝愉悦。他突然明白了今日来此地的动机，渐渐悟清了这次北上的目的。他终于舒展慈眉，娓娓袒露出自己的心迹。

“在翰林院那几年，真是政治最为黑暗，精神最为痛苦之时。眼看着割地、赔款的条约一个个签订，却一点找不到出路。就在这时候，康有为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的上空。当时也有人劝我去松筠庵参加集会，并愿意牵线引见康、梁，都被我谢绝现在细细想来，还是自己书生意气太重。一是觉得此公大孤傲，听说孙文想见他时得先行弟子之礼才能进门，这种羞辱我实在受不二是觉得他有权变意识，做学问也欠严谨。为了给维新变法制造舆论，不惜武断地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公开宣称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是刘欲在西汉伪造的，与孔子之圣道并无共同之处。在他的笔下，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好像成了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祖师爷。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对长期受封建桎梏的士人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那种治学态度，却为我不屑。还有，百日维新时，康、梁已成了炙手可热人物，皇帝权贵争先巴结，我生性不愿凑热闹，也只好做旁观者以后西太后发动政变，他俩仓惶逃命，与谭嗣同那种彪炳千秋的人格相比，真是令人心寒。变法失败不久，我为何会一气辞职不回因为我觉得他们失败的真正教训就是没有从培养变革人才，抓教育入手，而是寄希望于钻门路，找达官贵胄做靠山。这也是我这些年一心致力教育的根本所在。”

他说到这里，呷一口酒，有点激动地微昂起脸，目无旁物的眼光穿过众人头顶，射向茫茫夜空。

“今天看来，我确实太偏狭了，至少是缺少一种气度。我没有看见当年康、梁那种傲视干古，欲与整个旧体制决绝的胸襟。更缺乏那种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这次来京后与仲甫的几次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反复问我，你究竟想怎样办教育？怎样治理北大？现在中国缺少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家，政治革命已暂时没有可能。要救中国，首先是从思想领域进行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你要我把《新青年》一齐迁来北大，你能一扫以往腐朽沉闷的空气，造就出一种新的北大精神告诉你，我上北大不是来为你教书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名教授，而是缺少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先驱。待你把办学思路全想明白了，我自然会来为你摇旗呐喊的。”

马叙伦听得热血沸腾，他不无得意地扫视了一眼汤尔和与沈尹默，朗声笑道：

“仲甫果然高屋建瓴，气势逼人。看来我们推荐他没看错人吧？”

“非常感谢诸位的鼎力相助，我还是想把办学的思路再开阔一些。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和考察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大学是培养高深学问的地方，办学一定要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只要有真才实学，不但仲甫、胡适之我要，就连刘师培和辜鸿铭这类人物，我也想用。”

“什么！连两次变节的帝制余孽和那位冬烘先生也能上台执教？”一脸书生气的沈尹默，惊愕地瞪直了眼睛。

“对，我要的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学问！”蔡元培那坚毅的目光里，透出一种深思熟虑的自信。

钱玄同的心却暗自窃喜，不光是他与刘师培在日本时私交颇深，对这位少年国学大师的才学甚为佩服，更主要的是中午在观莱园陈宅交谈时，蔡元培看完范文澜三人托他转交的呈文，竟兴奋得挥舞起双手，闪闪发光的眼镜里透出了一种孩子般的稚气。

“有这样好的学生，还怕办不好北大？都说北大是一盘散沙，但我却从这些学生身上，看见了一种法兰西自由向上的学院空气。”

范源廉已面露微醺之态，在这种场合，身为堂堂教育总长，自然不甘示弱。他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用一种带点炫耀的口吻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