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由于家庭的关系，傅泾波年轻时就结识了三位中国北方的政坛要人。一为“南北二孙”之“北孙”的孙洪伊。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天津人，晚清与傅瑞卿同为顺直谘议局议员，时人谓其虽然“为人木讷，拙于词令”，然而“轻财守义，重然诺，颇有燕赵侠士风”。任议员时，亲率各省代表来京师请开国会立宪，至是闻名于时。民国二年（1913），孙洪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组建民立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内务总长。旋南下护法，加入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任内务总长，颇为孙中山所倚重，时人又以“小孙”目之，以别于孙中山之“大孙”。

由于孙、傅两家是世交，故孙洪伊对傅泾波这位世侄的聪明与机智十分欣赏，惊异于其深厚的国学根底，而傅也称孙为“我的教父”（my　godfather）。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得以结识一批名流人士，也练就了一手官式文章。

另一位为孙中山的广东香山（今中山）同乡、清政府派赴美国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的蔡廷幹。蔡廷幹（1861或1863—1935），字耀堂。进入民国，任袁世凯的高等军事顾问、英文秘书长。1926至1927年一度署理北洋杜锡珪内阁外交总长。傅泾波从蔡廷幹处提高了自己的英文口语水平，蔡廷幹也利用傅泾波娴熟的国文根底帮助自己处理中文信件。

第三位是李石曾。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河北高阳人，他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第四子，李家与傅家为世交。1902年，李随孙宝琦赴法国，从事大豆研究，又研究无政府主义学说。作为清廷官宦子弟，李却反其道而行之，投身反清革命，1906年，他经在法人士张人杰（字静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有赞助者）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以后，又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并在北京创立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家乡开办高阳县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1917年底，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及社会学教授，后来又在北京创办了私立中法大学，北京易名北平后的1928年，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

按照林孟熹的说法，李石曾“是除司徒雷登以外，对傅泾波一生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5主要表现在傅泾波后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所建立的关系，基本上都是通过李石曾所建立的。尽管李是“反基运动”的倡议者，而傅是一位基督徒，但却并没有妨碍二人成为情同手足的忘年之交。

傅泾波长于交际。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结交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孔祥熙等人，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引见下，去紫禁城见了这位清逊帝。傅泾波后来说：“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我很多朋友是共产党人，但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6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3）

由于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使傅泾波对基督教也产生了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常常参加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且是其中查经班的成员。

1918年秋，傅泾波陪同父亲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当时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登应邀在大会上用中文（确切地说是带着杭州口音的中国话）作了演讲，他的这次演讲给傅泾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虽然他（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而傅泾波后来对其子女们也说过，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是“基督化身”，他对司徒雷登的爱甚至超过对他亲生父亲的爱。

1919年，司徒雷登赴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华兹的介绍下，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结识，一个是中国19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一个是美国43岁的正在组建中的基督教燕京大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长达44岁的忘年之交。

次年，傅泾波从北京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雷登做事。他说：“我从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

司徒雷登对傅泾波的认识是敏锐的，他看中了傅泾波在政治上特有的潜能。他认为，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7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