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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父母责怪，却撒天谎编造谎言告诉父母，说我推他摔倒在地。他父亲当时是县里出名的造反派。一听是特务陈邦兴的儿子推倒他的宝贝儿子，便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一帮人持枪冲进了我家。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吓着了。母亲搂着我在怀里，用她那撕裂肺腑的哭声向他们求饶，不要对我父亲下手。这时，我看到父亲，已木呆地坐在一个破旧的华沙小车拆下的沙发上，一言不发而脸色发青！不一会，他猛地站了起来，一手把我从母亲的怀里揪出，一手从鸡舍门后取出椰子绳，一头将我双手捆绑，再将绳的另一头抛向茅草屋外的一棵桉树叉上。我两脚离地，被悬挂在桉树上。紧接着，只见父亲抓起一条赶鸡的半开圆竹，使足全力愤怒地向我的身体扑来……

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做完手术躺在医院的外科病床上。医生说我的右手肘关节被打裂，动脉血管也打断了，缝合了九针！据与我家一墙之隔的防疫站医生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上班的叔叔和阿姨，没有你母亲及时的呼救声，你一定会死在爸爸的竹棒下！我的受伤，惊动了学校，有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来慰问我。在场的小孩把真实过程告诉了他们的父母。这些有同情心的人们，都知道是因我父亲处境造成，而我是无辜的受害者！

父亲1939年回国，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的这段抗战历史，成为30年后的特务罪状，并留给我幼年的胳膊上这道缝了9针的伤疤。两组数字相加正是39，它不是一组庆幸的数字，而是“文革”所造成的悲剧数字，让人永远不能遗忘的数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落泪，包括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个华侨老兵，经历无数个战场，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都非常刚强，视死如归而没有胆怯过，但十年浩劫中的迫害，却让他胆怯和绝望。

父亲一直为我的无辜受伤而内疚！但我从不怨恨父亲，因为他当时已被逼得没有退路。父亲也曾有过那无奈之举，但他终于在我母亲的哀求下生存下来。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受着怎样的一种煎熬！

“文革”后期，虽然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公正的结论，也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这一类人，在一些造反派的眼中仍是另类。有位造反派就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对我父亲怀恨在心，暗中报复，不但在工作中刁难，而且在分房的问题上设置障碍，使父亲始终都分不上房，我们长年居住在漏雨的茅草屋。20世纪70年代中，因为茅屋着火，父亲为救火还受了伤。在下放乐东的整整20年里，我们从县委到医院，住了16年的茅草屋。

1977年，我们在新任院长的关心下，才搬进了新的瓦房。父亲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后，第一次住上瓦房，门窗浓浓的油漆香，让我们一家三口，仿佛进入梦幻般的新生活。但父亲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回顾和沉思。

回首三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一段插曲，我不禁思考，一个平时沉默寡言、为人正直、是非分明、性格刚直、感情冲动的父亲，在文革中面对各种打击时，他是如何承受和度过的？我真是不敢往下多想！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张符山回到了当年父亲下放的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城抱由镇。自1980年我离开乐东后，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阔别25年的县城，已不是我孩童时代的那种贫穷和落后的景象。新建的楼宇拔地而起，刚开张的酒店，彩灯闪烁，夜色增辉，伴随着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宁静的山城画面出现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桥头，独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面微风轻轻扑面而来，惬意的心情中带着点点的伤感。这儿，母亲为父亲这段归国抗日的历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我幼小的心灵，受到过多少的惊吓！而正是这儿，又让我领悟到了人间的关爱和同情。每当想起这些，心里总是不由地感谢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能伸出双手关心和帮助我们南侨机工家庭的符茂陪、吴亚合、张光辉、林明武、吴昌科和羊学明等同事和朋友。

这一趟，我拜访了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和帮助过我们家的挚友。

符茂陪，文昌宝芳镇文林村人，现乐东县卫生局的干部。他以一颗最善良的心，以一个文昌老乡的情，在我父亲受迫害的日子里，帮助我母亲写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申诉父亲的历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并保持与国内亲人的联络，一直到我父亲“解放”。

“司机伯爹（在县城里人们都这样称呼父亲）跟我讲过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上翻车的故事，死的华侨很多。他也翻车，是命大没死。‘文革’中你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