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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和我每天最觉愉快的游戏之一就是面对图上各种动物，艰难地指认它们陌生的名字。

比方说，光从字面上看，我原不知“Greater　Flamingo”跟弗来明戈舞没有关系，实指大红鹤，原产于南美洲的秘鲁、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一带，喜欢居住在浅水湖边，之所以如此命名，是从拉丁文的flammea（火焰）来的。

再比方说，“Aardvark”，中文名称叫“土豚”，是一种原产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食蚁兽，在南非白种人的语言（Africaan）和荷兰语里面，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英文的“earth　pig”，会打地洞的、长得像猪一样的哺乳类动物。

倘或没有这张大挂图，我决计不会对“lynx”这个字有兴趣，就算知道这是指大山猫，也不会把它跟我经常在古人笔记里读到的“猞猁皮”联想在一起，更不会想到，原来曾经在美国当代小说里不止一次读到过的“Bobcat”——红猫——也被归为猞猁的一种。

“全世界真的有那么多动物吗？”张容指着图上的Bobcat问我。

“当然还不止这些。全世界大概有个四五千种哺乳类动物、九千种鸟儿、两万种鱼、几百万种昆虫。”我说，“不过全世界平均每天都有七十五个物种消失，有很多动物在你还没认识它、替它命名之前，就已经灭绝了。”

“那你怎么知道有这种动物？”张宜说。

从“动物地图”的命名之争开始，我发现我能答得出来的问题真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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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那个“我”

大事，总是在突然之间发生。

孩子终于要摇着或咬着铅笔，面对那个简单的字了——“我”。

这种名为“生活小记”的作文与一般应题而制、训练应用书写能力的作文似乎不太一样，它像是更希望孩子借由一篇短文进入生活内在的细节去观察、思索和感受。学校规定在文字之后还要画一张插图。张容把这项功课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先给那张插图打了草稿。图中当然就是一个孩子，坐在床上——家人一眼就可以指认出这的确就是我们的卧房，连五斗柜的颜色都十分接近。图中的孩子坐在床中央，头顶是一朵云，云里一个大大的问号，以及“为什么”三个字。

这就是我曾经想过不知道多少次的那个画面了。“将来，我的孩子会怎样看他自己呢？”我坐在床上、头顶着云朵的那个年纪，云雾里的字句差不多就是这样。现在答案揭晓了：一个头顶上也有疑惑之云、对世界充满问题的小家伙。很好。

这个小家伙在作文里告诉我们：他快要八岁了，身高一百二十五公分，算是中等，他喜欢恐龙和天文知识，讨厌人多的地方，不喜欢吃猪肝、猪血、荷包蛋和蚵仔。他知道在老师的眼中，他是个“老实孩子”，爸爸认为他聪明，而妈妈认为他穷紧张。将来他想当个古生物学家——这个期待后来被他妈妈说服，改成了“学者”。

孩子的妈妈似乎觉得不必把自己的未来全装进“古生物学”专业领域里去，好像“古生物学”这个小集合真会限定了他儿子很大一部分美好的未来似的；而我却觉得“学者”二字所涵摄的大集合笼统得像是没脸见人，反而流露出一种好高骛远以自诩的气味。

“你知道‘学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吗？”我问。

张容耸耸肩：“不知道也没关系罢？反正那是我自己的事，将来我就知道了。”

我看着图中那个被“为什么？”云朵笼罩的小孩，问他：“那么请你告诉我，‘我’是几个人？”

“一个人呀。”

“不完全对。”我说，“在中国字里，这个‘我’字底下还有埋伏。”

妹妹张宜立刻插嘴说：“什么是‘埋伏’？”

我暂时没理她，继续说下去：“中国字的‘我’往往指的是一群跟我比较亲近的人，一群我自己会认同和归属的人。所以‘我’常常包含了一个范围比较大、人数比较多的人们，而泛指自己所在的一整个方面。我们说‘我方’、‘我国’、‘我族’、‘我军’，都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我’，就包含了有我在里面的一群人了。而在你的‘我’所认定的范围里，你妈也是其中一个，你爱她、依赖她、也相信她，所以你才让她把你的‘古生物学家’改成‘学者’也无所谓。”

“不可以改吗？”

“你妈改的，我可不敢这么说。”

“那‘我’就不只是我自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