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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却一点也没变！

“啊，曹明！”我声音嘶哑了。

他立刻把我抱住，哭了。他不断他说：“见了你！我就想大哭一场。”原来，他回国后一直在山西一个农村当农民，这次是到北京来上访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的。

这年2月，当年的小鬼、现已两鬓斑白的钟骏华出差来北京，也到我家来看我。他在成都当一个供销社的书记，他是我们战友中能在我们落实政策之前就入了党的少数几人之一。这些年来，每逢春节他总要托人捎给我一些充满兄弟情谊的土产品。这次是亲自带了泸州大曲和他爱人张雪明亲手做的四川腊肉来“探亲”的，喝着家乡酒我们一起回忆了那次反甄别斗争！

第十一章　602战俘营——回国支队

孤岛上的群英会

1952年4月8日，巨济岛第71集中营里的238名中国战俘中严正拒绝了美方强行审查甄别战俘的命令，庄严地表达了坚决回归祖国的集体意志。美方只得将我们238人作为“集体要求回国战俘”送离“71”。

五辆十轮军用卡车向海边驶去，后面跟着押送我们的装甲车。

我和钟俊华、曹明等40多名战士队战俘站在第一辆卡车前头。迎面吹来的风咸味愈来愈重，海岸似乎愈来愈近了。

车队越过一个石头山梁，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显现在远方，使我们这些被长时间关押在山沟里的囚徒心情为之一振：多么宽广的世界，多么自由的空间！那一群群在海上翱翔的白色海鸥，多么令人羡慕！它们尽情地欢叫着，不理睬人间还有没有战争悲剧。

啊，海上还停有几艘舰船，我们不禁狂喜起来，那是送我们回国的海船吧！眼看我们快驶向它们了，但是卡车却拐进了通向另一条山沟的公路。大海、舰船、海鸥又从我们视线中消失了。

我们的心沉下去了，卡车开向一个显然是刚建起来的集中营营地。营外还到处倒放着没用上的电杆，带刺的铁丝盘条、固定铁丝网用的水泥柱子。四周的岗楼顶上的铁皮还没生锈，正在阳光下闪亮。

在较平坦的土坡上，堆放着尚未打开的草绿色帐篷，显然是等着我们自己去支起来居住。营门口堆放着铁炉子、大锅、用草袋装的粮食、蔬菜、墨鱼干，显然是在等着我们自己建灶起伙。

看来，我们确实是不会被立即交换回国了。卡车驶近大门了，我看清上面挂的那块不大的牌子上写着“NO。602P。W。Camp。”（第602号战俘营）。

站在联队部门口看着我们下车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红脸膛上尉和一个少尉、一个上士。

老孙领着我走向那位上尉。我向上尉介绍了：孙少校—�我们“回国战俘总代表”和我自己—�“回国战俘总翻译”。

他自我介绍姓博托。又把少尉、上士介绍给我们，说少尉负责管理生活用品、医疗，上士负责伙房和卫生。

博托上尉说：“你们是第一批送来的要回大陆的战俘，很快所有志愿回国的中国战俘都将集中在这里。我知道中国战俘中主要负责军官都在你们中间，我就全权委托你们负责这个战俘营的全部自治管理工作。我仅负责向你们提供生活物资及安全警戒。”

我试探着问他：“请问上尉先生，我们遣返回国的日期定下来了吗？”他摇头说：“无可奉告。我只知道你们将在这里住下去，直到在板门店的和谈代表们完全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为止。”

我和老孙回到难友们的队列前。老孙将情况简单告诉了大家，然后说：“我们恐怕要有个长期思想准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立即行动起来，支好帐篷，建好伙房，做好饭菜，迎接即将前来团聚的难友们。他们在”72“、”86“、”70“受尽折磨，我们要尽可能让他们一来就住进帐篷吃饱、穿暖！”

难友们分头忙活起来，在地下党委的统一指挥下有条不紊地抓紧建设营场，我们一面干活，一面焦急地期待着自己熟悉的难友能早点到来，战士队的同志们特别希望“86”能有较多的难友脱离苦海。我思念着关在“72”军官队的姜瑞溥、金甫和原来86联队部的郭乃坚、高化龙、杨永成等战友。

不久，装载难友们的卡车接连不断地开来了。我们涌向前去，打开车槽，扶着那些被折磨得行动困难的难友们下车。许多难友在车上就流下了眼泪，那些彼此熟悉又互相日夜思念着的难友们，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那种情景使我想起1948年夏天，我从苦难深重的蒋管区通过封锁线第一脚踏上解放区的土地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