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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说，放任一群社会高危人群聚居在一起，很容易产生许多不利于社区稳定的因素，且公寓改建之时手续并不齐全，而今出资改建的神父已因涉嫌谋杀被羁押，继续开放公寓恐怕会对教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于是，橡树公寓的住户们就这样被赶了出来——大部分去了救济所，小部分投靠了本地的亲戚、熟人，还有几人被查出属于非法滞留，即刻潜送回了大陆。嘉文暂时申请不到公屋，二人也无法再住回校舍，不得已之下便用上次旅行剩下来的钱租了现在的公寓。

两人刚刚安顿下来没多久，就作为神父谋杀案件的目击证人再次被警署传唤去录了口供。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神父的父母，这对体面的中产阶级夫妇，已被接连的噩耗打击得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眼睛里只剩了一潭死水。他们经过警署的走廊时，那位神情呆滞的夫人忽然情绪崩溃地抱住了一个警官的腿，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说：“警官，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不能再失去良一了，求求你救救他，他真的是个好人啊。”

那警官为难地推开了她。她便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天主啊，这是您对我的惩罚吗？”她同样悲伤的丈夫也站在她身旁默默地流着眼泪。

沈青看着他们，觉得这对老人实在可怜极了，一瞬间想要过去同他们说两句安慰的话，然而她又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于是最终还是跟嘉文一言不发地从他们身边走开了。

几日后，她又与嘉文一道去警署的收押所探视了神父——因他的母亲由于过度悲伤已经病倒，暂时无法前来探视。他们给他带了一些私人物品，又听他交代了几句家里的事。他问他们知不知道安娜在哪里，他想将自己的财产留给她和她的母亲。沈青说：“那天她去了教堂之后就没回过公寓，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神父怅然若失地点了点头，没再问什么。临走时，沈青从包里取出了一本圣经，想请警官交给他，他却笑着说不用了。“人毫无作为，却发明了一个上帝。＇1＇如果地狱真的存在，应该再没有比我更适合去那里的人了。”这是他与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星晴和阿甘的葬礼也是在二月半举行的。那天意外地来了很多人，有星晴的母亲、哥哥、以前的姐妹、阿甘的同事、橡树公寓的邻居、教会的神职人员、还有一些热衷于社会活动的市民。密密麻麻的黑伞像是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一样遮蔽了半个墓园，一眼望去，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郁塞和压抑。

那天莫北也去了。葬礼结束后，他走过来与沈青交谈了片刻。沈青问他之前那段时间去了哪里，他自嘲般地笑了笑，说：“忙着自杀去了。”沈青惊愕地看了他一眼。他却依然神色平静地望着雨伞外雾气氤氲的墓园，像是叹息一般地呼出一口气说：“不过，在阿甘从我眼前跳下楼去的那一瞬间，我就确定自己这辈子也没有勇气自杀了。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个懦弱的胆小鬼。”沈青继续沉默着，没说什么。他又说自己不久之后就要离开香港了，沈青问他要去哪里，他并没有回答。葬礼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阴郁的天气就是从这天开始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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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末，沈青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先前向他们约稿的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寄来的，信很长，将近一半的篇幅都被那个外文编辑用来恭维和赞赏她与嘉文的专业翻译水准了，另一半则是对二人的歉意。据他说，出版社内部对那部小说的市场潜力预估有分歧，而且他们在版权购买上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因而书稿大概不能在预定的时期内出版了。不过，他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推动该书出版的——他最后还用这样一种职业性的客套语气安慰了二人。这封信让沈青深受打击，嘉文却劝慰她说：“这不是第一次投稿吗？再说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做这个。”沈青心里有些不愉快，不过想到他心中肯定也觉得十分失望就没再说什么。

另一封信是匿名的。某天她打开公寓门前的信箱时，那个牛皮纸信封和商场的广告传单一起掉了出来。她捡起来打开，里面装了一页白纸和几张彩色照片。她出于好奇先看了照片，惊恐地发现那居然都是她与嘉文拥抱接吻的瞬间。她又慌张地去看信纸，见上面工工整整地打印了这样一段话：

“贱人，这样的照片我还有不下百张，如果不想它们出现在学校的公告栏里的话，就马上退出研究基金的申请。应该被尊敬和支持的，是我们这些能够推动科学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者，而不是你这种一边研究着一堆无用的垃圾理论，一边跟自己的学生上床的荡｜妇。哦，对了，我有证据证明，那孩子还未成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