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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强大，也难以应对“两线作战”的难题。

1992年初，德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趋势，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德国中央银行决不可能在此时降低利率；随着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通货膨胀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马克利率还有增加的空间。

马克的每一次加息，都伴随着英镑的一阵颤抖──英国中央银行多次请求德国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国降低利率，从而刺激英国的出口。但是德国人在多次权衡利弊之后，一再拒绝了这种要求。伦敦正处在异常尴尬而脆弱的境地。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英国最好的出路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可惜德国人并不想帮英国人这个忙；其次是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的贬值，等到英国经济复苏之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区间，可惜欧洲各国几乎不可能同意这种请求；再次是坚定不疑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先稳定住目前的局势，让全世界的金融投机家明白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这样至少可以维持英国的信誉。但是，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是不可能有这种魄力的，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梅杰首相完全缺乏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后被人们称为英国历史上的最差首相之一。

在欧洲汇率机制从近乎均衡到不均衡的过程中，市场参与者的认识存在一个缺陷：预期欧洲各种货币会在持续进行的程序中统一成单一货币，因此认定汇率波动会比过去缩小，每个人因而争相购买较弱势货币的高收益债券，这使欧洲汇率机制变得比以前更僵化，必须面对激烈变革，而不是渐进的调整。英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向大众保证欧洲汇率机制稳如磐石，但索罗斯绝不相信。

早在1990年英国加人欧洲汇率机制之时，索罗斯就在等待。在他看来，英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ERM要求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德国马克。索罗斯认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劲，加人ERM，就等于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体——统一后的德国联结在了一起，英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当索罗斯准备面对制度的变革而下手，别人却在既有制度下行动。大家都预期渐进的改变，他却看出巨大的差异逐渐形成，洞察到重大的不均衡。结果证明索罗斯是对的，英镑真的崩溃了。

《华尔街日报》发表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史勒辛格的讲话：“只有通过货币贬值，才能消除欧洲汇率机制的不稳定。”索罗斯由此判断德国可能采取放弃维护英镑的立场。

不久，在一个重要会议上史勒辛格指出：“如果投资人认为欧洲货币单位是由一揽子固定货币组成，那就错了。”并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不是非常健全的货币。索罗斯问他：“你是否喜欢欧洲货币单位变成一种货币？”史勒辛格表示喜欢这种概念，但不喜欢这种货币的名称。如果这种货币叫马克，他一定会喜欢。

索罗斯对此心领神会，立刻放空意大利里拉，里拉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迫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而索罗斯从放空里拉得到的利润，使他有充足的本钱在英镑上冒险。下一个该轮到的是英镑。

英镑岌岌可危，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先是丹麦公民投票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接着在法国公民投票前，欧洲国家举行极为紧张的谈判。索罗斯相信欧洲汇率体制的分裂已迫在眉睫，一旦该体制发生危机，欧洲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将重新大幅度调整，欧洲利率会大幅下调，股市则将下跌。

索罗斯做出决定卖空英镑，问题不是要不要建仓，而是要建多大的仓位。素罗斯在1988年已经把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年轻有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针对英国财政的漏洞，想建一个30亿到40亿美元的放空英镑的仓位，索罗斯的建议是将整个仓位建在100亿美元左右。只有这样大规模的仓位，才有可能撬动英镑的根基，否则，就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索罗斯很喜欢有个东方作家的一句诗，叫做“隔隔靴搔痒赞何益，入入木三分骂亦精。”，如果你建的仓小了，根本触不动英镑的根基，那么，你又从哪里去获取利益？

要是真的按照斯坦利的想法，恐怕最终不但获取不到利益，恐怕自己的基金会还会倒赔一笔，最终，落得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而且，自己的行动势必开罪英国政府，那倒真是应了一句中国话：偷鸡不成蚀把米，又或者是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

只不过，要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建一个100亿美元的仓位，则是超出了“量子基金”的实力。因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