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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因为这个，孩子起名叫“王缘道”。从小到大，事无巨细，他始终保持小心谨慎、与人为善的态度，时刻躲避是非、保命养生，是个处处殷勤客气的老实人。

王缘道也曾经读过几年书。

在学堂里，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生照例是不做任何讲解的，学生也只好稀里糊涂地跟着背诵，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打手心。

有的小孩被戒尺打了几顿，忽然间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算“启蒙”成功。而有的人，挨了打以后只会哭，越哭越不开窍，那就说明“没被孔老夫子看上眼”、不赏他读书做官的饭。王缘道就属于后一种人。

四书五经念了一遍，王缘道只记住了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教书先生对王家父母说：孩子没开化不要紧，只要记住这段话，就可以一辈子做好人了。

于是，王缘道就回家做好人去。

根据算命先生的指示，王缘道是命中注定要“亲近寺庙”的。

大洼村附近有个三官庙，庙宇不大，只有一院一殿，也没有专门的庙祝。王缘道从十四岁就义务承担起这座小庙的杂务，打扫卫生、整理香烛、印制木刻神像，过年的时候还挨家挨户送一张“天官赐福”的年画——雍容华贵的天官神仙穿着大红袍、拿着玉如意、带着五个吉祥童子，一副长寿多福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惯了王缘道在三官庙里的角色，干脆称呼他为“王三官”，他原本的名字反而渐渐被大家淡忘了。

王三官二十七八岁也没有成亲，这倒也不能怪他。按算命先生的吩咐，他必须满了二十五岁才可以谈婚论娶。可到了二十五岁那年，豫中遇上了大灾荒，先是洪灾，然后是旱灾，再接着又是蝗灾。乡村田野满目疮痍、饿殍四地，在这样的情形下，规矩本分的人家也就没有了娶亲的兴致。

当时，随处可见外出乞讨的灾民、经常有人饿死在路上。王三官心善，总是把荒野里的无名尸骸收回来，烧几张黄裱、念几路“度人飞仙”的名号，然后草草加以掩埋。庙后的空地填满了，他又把自家的两亩地捐出来当“义地”——王三官的父亲去世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个成天烧香拜佛的老娘，这些事他自己就能够做主。

到后来，其他各村都流行起瘟疫，死了不少人，而大洼村却得以幸免。大家都说这是王三官看管庙宇、收埋弃尸的功劳，“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也从此传了出去。

1943年6　月，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河南省政府开展了“撤镇设乡”的政务改革。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精简行政机构、减轻民众负担”，但这么一来，先前掌管赈灾款项的官员就借机纷纷跑掉，那些说了半天的赈灾粮食也就统统没了影子。

老百姓上了这个大当，再也不肯相信政府的官员。

既然是“撤镇设乡”另起炉灶，乡民们虽然对县里面的“荐任官”做不了主，却拿定主意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保长。在这种情况下，“好人王三官”也就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了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保长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最基层的官员（再底下的“甲长”是没有委任状的）。“保和乡第十六保”管辖着大洼周边的五个村子，共十个甲，近百户人家，八百多人口。但其实到1943年8　月的时候，已经有四十多人饿死、二百多人外出逃荒，居民减少了许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基本停滞了。

按理说，保长也是个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规定，保长的“工资”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麦合十一斤，一升谷子合八斤），这份薪谷来自“保捐”。“保捐”按每亩地一升（每年）的标准征收，原则上是在开支保甲费用之后多退少补，但其实收上来了就不会退，所以保长能从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当遇到婚丧嫁娶、买卖土地，或者节日庆典、赛会社戏、搭桥补路、办学修庙……保长、甲长们也可以捞到不少好处。

只是，王三官当选保长的时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饿，连保捐都收不上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

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要捞点实惠。

王保长上任的当天，“俞二算盘”和“罗小扁担”就找上门来，商量着“收礼钱”的事。

“俞二算盘”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场上叫簿记，也叫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