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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命运中展开的人性，获得文化上特殊的释义的视角，赋予了故事崭新的寓意，使他不同于蒲松龄等古典故事的叙述者。小说时而叙述时而议论来回穿梭的自由书写方式，也不是小说惯用的熟能生巧的方法。词典中议论为主的篇目看起来像是随笔，叙述为主的篇目读起来像是散文。前者寻求哲思和解悟，后者提供诗意和感动。因此本书也可以称为随笔体长篇小说或散文体长篇小说。虽然怀着知性的使命，但书仍然写得十分轻松，妙趣横生，知性的价值并未与美学的价值相互抵消，同归于尽，而是相互呼应，相互加强。在一些议论性的篇目里，包含着优美的叙述片段；在一些全然记叙的篇目里，也隐含着不用托出的解释。如：《三月三》、《豺猛子》、《红娘子》，它们把概念还原为活生生的经验，似乎不作任何解释，其实是一种最为充分的解释。《红娘子》不仅写出了蛇的阴毒，也写出它的美丽：“山里多蛇，尤其是天热的夜晚，蛇钻出草丛来乘凉，一条条横躺在路上，蠕动着浑身绚丽的图案，向路人投来绿莹莹的目光，信子的弹射和抖动闪烁如花……”但当恶与美结合在一起时，出于恐惧我们往往只看到恶的一面，美也成为恶的伪装或帮凶了。如果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我们是能够领略和欣赏这种生命身上的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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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事件（3）

从词义的生成和运用，可以看出马桥人错杂的观念，和他们与自然之间亲切而浪漫的关系。马桥人把我们用于人类和动物身上的“肯”广泛应用于各种事物之中，如“这块田肯长禾”，“这条船肯走些”，“真奇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等等。这在语法并无错误，但听起来却有些奇怪。这种运用可能是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与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也可能是一种巧妙的比喻，一种诗意的说法。他们把休息表述为“懈”，其实是一种更精准、恰当的说法；而把田埂流水的缺口称为“月口”，则是一种隐喻，源自诗意的联想和优美的情调。“月口处总是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有时候还有小鱼花子逆着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意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月口》）

由众多掌故汇聚起来的词典，自然没有中心人物和主体故事结构，这让人想到野生的灌木林，低矮的小树木婆娑地交集在一起，构成了一片葱茏的景色。从细部看，《马桥词典》是一个个短篇故事；从整体看，它却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将这些语词和语词背后的故事关联起来，使它获得长篇小说称号的是马桥这一地缘因素，和许多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我”——这个对语词充满好奇和敏感的知识青年。正是这两个因素把人物和事件裹抱起来，使它们不至于分散出去，成为单独的散文随笔篇目。当然，马桥这一地缘只是叙述的起点，而不是边界，韩少功利用“我”与所有孤陋寡闻的马桥人不同的身份，在书中调动了自己在其他地方的生活经验，包括在世界各地不同语系的国家的见闻觉知，来参证自己在这一个小地方的语言发现，通过马桥地方语词与普通话乃至英语等其他语种中相关语词的比较，提供了多种解读生活和文化的可能性，揭示一些被普通话遮蔽的意义，或者补偿语词流失的意涵。

对《马桥词典》的阅读是一个轻松有趣的过程，跟随着那个多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知识青年，人们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马桥人家，一个个静默的语词也像一只只被惊飞的鸟，舒展起想象力的翅膀，开放出丰富的理解空间。当然，本书仍有一些可以挑剔的地方，尽管作者追求知性与感性的圆融，但词典给予的心智上的启示多于灵府间的感动；众多词条汇聚起来虽然蔚为大观，但词条之间还是显得有些参差不齐，有的词条也只是聊备一格；随着宏大叙事框架结构的解体，作品的沉重感也有所减轻。虽然本义、戴世清、铁香、三耳朵等人物之间演绎出来的故事足够精彩，但对于有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期待的读者，总是不够尽兴。由于缺少对关键性的词条充分极致的阐发来提挈、统摄，作品显得有些松散和芜杂。当然，这些情况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都与作品本身的形式有关，是作者一开始就必须做出的选择。

《马桥词典》很快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海南大学社科中心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召开了作品的座谈会。萌萌教授认为韩少功“以《马桥词典》为标志，完成了一次‘语言学转向’，即从文化寻根转向语言寻根”。“他在当时（下乡插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