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页)

的游戏者。

他这个时期的这些随笔作品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文化素质，对各种文化资源吸收和消化的能力。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读者和耐心的倾听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宽大的学习胃口，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表达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些随笔的书写，为他日后从事的随笔体长篇小说的创作做好了铺垫。

一系列思想随笔的发表，被认为是一次思想的出击，给当时的文坛投下了炸弹。并不看好韩少功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评论家孟繁华，甚至称其卷起了一场“庸常时代的思想风暴”。他说，“韩少功站立在南海边地，以散论作为鞭子无情地抽打了那些垂死的灵魂，同张承志们一起不时刮起思想的风暴，洗涤文坛的空前污垢，从而使他们这类作品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冲击力。一个作家是否一辈子都有好小说问世并不重要，那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的是，他能以站立的姿态，示谕着人类仍然有不灭的精神存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有些论者把他和具有###文化背景的张承志和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张炜归入一列，称他们是文坛上理想主义的“三剑客”。

张承志激烈抨击文坛流行的“痞子”气，倡导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清洁的精神”，呼吁作家们要“以笔为旗”进行抵抗，拯救母亲一样的中华文明，他决绝的姿态显得高标绝俗，让人联想到一度燃遍全国的红色思潮。张炜宣示一种土地的情怀和“精神的魅力”，批评物质至上的社会时尚，并表示对种种媚俗乃至恶俗的现象“拒绝宽容”。他指出，“在这个时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而“一个思想家、艺术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音，喊出自己的声音：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永存”（张炜：《精神的魅力》）。与他们相比，韩少功显得温和一些，他是在肯定物质欲望和世俗追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去批判将这种合理性和必要性无度夸大，从而取缔一切精神性价值的极端倾向。他同时也批判那种无视物质生活前提，取消世俗生活价值，一味夸大精神荣耀的另一种极端倾向。他在发出对“灵魂的声音”的呼唤的同时，也肯定王朔等作家对伪道德的“杀伤力”及精神意义。然而，在所谓理想主义“三剑客”的有失宽泛的归类之下，他们三人之间的差别很容易就被人们忽略了。尽管都是反抗精神对物质利益和权力的依附和投降，出卖灵魂的尊严，但在不依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前提下，精神还可能依附于其他听起来冠冕堂皇的东西，接受另一种类型的屈辱和禁锢；利益也可能像病毒那样以其他变体的方式出现，来突破灵魂的免疫系统，进入其核心领地，这同样是韩少功不能接受的。倘若人的精神不能自足充盈，必然寻找依附体，依附的对象虽然不同，依附本身的性质却是同样的。以一种依附去反对另一种依附，或是在反对一种依附时走向另一种依附，会永远在趋附的过程之中，立不到超越依附的“从无住本，立一切法”的境地上来。佛学的智慧直截了当，反对的是一切心灵的依附性，而不是反对某种特殊的依附对象，即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贯穿于佛学典籍中的这种无依无傍的超越精神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

灵魂的声音（5）

90年代初期抵抗流俗文化的“单兵作战”，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浑然一统的中国启蒙思想界开始分化和裂变，形成内在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直接引发了1993—1994年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与上海几位青年学者的对话，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对话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一是作家丧失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靠媚俗悦众来谋取生活；二是作家把文学视为打拳健身乃至搓麻将一样的玩法来自娱。王朔的“痞子文学”属于前一种，其特点是以硫酸般的“调侃”消解生存的神圣和庄严的意义。张艺谋改编导演的电影属于后一种，他“玩”出来的文学逃离真实的生命体验，在表现陈腐肮脏的东西时并没有多少批判意识。文学的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对话提出了作家自身“灵魂救赎”的问题，并呼唤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对话发表之后，吸引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很多学人加入讨论。围绕着如何估计中国的人文现状，如何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如何评价中国的人文传统，如何实现中西人文精神的对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