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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为汉代对外族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对外族的和睦交往，致力最多的对象也是匈奴。特别是汉政府在开拓西域交通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诸多西部民族和城郭国家，也大都与匈奴有关。

在汉代初年，大兵之后，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状态，完全不具备向外经营、统一周邻部族的基本条件。而在楚汉战争的空隙之中壮大起来的匈奴，却似乎在实力上超过了中原汉族。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受匈奴之围，险些成了俘虏，就是当时汉匈力量对比的一个写照。匈奴成为汉朝的最大军事威胁，以至到匈奴军臣单于在位之世（公元前160年~前126年），汉朝北疆郡县仍屡遭其掳掠之苦。自汉景帝施行通关市政策以后，政府着眼全局，采取了一系列合理政策，使匈奴与汉民族大体保持一种和平的接触，即如《史记·匈奴传》记：“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自景帝至武帝初年（公元前139年以前），汉朝对待外族的这种政策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通商与友好，既促进了匈奴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汉朝以后向外开拓、交通四邻打下了社会基础。此外，当时匈奴军力较汉强盛，汉以和亲之策，缓和与匈奴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争取时间，改变双方力量对比，为最终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做好准备。

但这种政策毕竟只是权宜之计，除了“通关市”这一条带有和平交往的性质外，其余“和亲”“厚遇”“饶给之”等，均体现一种本末颠倒的、落后倒退的民族关系，它不可能使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更不可能使中原人民从根本上免除匈奴入侵的灾难。刘彻即位之后，汉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逐渐完成了对外开拓的准备，这时对匈奴的消极和亲饶给，已经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了。特别是所谓“和亲”一项，每年对匈奴单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