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页)

写过一信：“广州卫戍司令职，弟实不宜辞，是否应经费无着？此层铭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电，请开预算单。”①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曾为经费问题大发雷霆，他想用经费作桥梁；再拉一拉蒋介石。无论如何，他还不想跟蒋介石公开闹翻。在他看来，明争不如暗斗。

令汪精卫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竟对人说是“令余读之感动。”②不知蒋介石这里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是不是也在搞“兵不厌诈”？

蜜月苦短三（1）

上午，蒋介石接到苏联顾问团发来的精美的请柬，请他出席晚上在顾问团住地举行的晚宴，欢送国民政府首席顾问鲍罗廷离粤。

陈立夫知道蒋介石这些日子心情郁闷，便小心翼翼地问：“出席不出席？那边等着回话。”

想不到蒋介石不假思索地回答：“去，欢送‘亚父’，怎能不去？”

蒋介石这些日子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陈立夫见他每日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的样子，甚至担心他的精神会不会崩溃。几天前，他还对陈立夫说：“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真所谓屋倒适逢连夜雨。我现在是公私两败，内外夹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想愤而自杀，一走了之！”听他这么一说，陈立夫的脸色都吓白了。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许许多多的公宴私宴，包括苏联顾问团的宴请，都被他一口回绝了。有些客人来访，也都让他毫不客气地给吃了闭门羹。陈立夫想不到这次他竟那么痛快地一口答应。

蒋介石的痛快答应，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主要取决于鲍罗廷的身份和地位。

39岁的鲍罗廷，是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孙中山生前极为信任和亲密的朋友。他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对外以新闻记者身份出现，实际肩负苏联政府同孙中山建立联系的重任。他和孙中山见面时，拿着苏联驻华大使（驻北京）加拉罕给孙中山的信，信中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①果然，孙中山和他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谈，最终下定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鲍罗廷的声望和权威，一方面自然来自苏联政府在背后的支撑，另一方面则来自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孙中山先是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后又聘他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和组织下得以召开的。这从国民党内邓泽如、林直勉等右派攻击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可以看出他的功绩。对他言听计从的孙中山，曾对国民党要人们留下过这样的手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孙中山给他的最高头衔是：广州国民政府首席顾问。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称孙中山为“国父”，称他为“亚父”。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鲍罗廷全力支持孙中山北上，并随孙中山乘永丰舰一道行动。国民会议尚未有结果，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孙中山临终前，对汪精卫、何香凝等国民党要人说：“要师事鲍顾问。”在逝世的前一天夜里，他断断续续地喊：“同志们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孙中山所留下的著名的致苏联遗书，就是由鲍罗廷和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共同起草，由宋子文口诵一遍，然后由夫人宋庆龄托起孙中山的右手腕执孙科的钢笔签的名。

这篇由鲍罗廷起草的《孙中山致苏联遗书》是这样写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予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