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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毅生是国民党当时的一号人物、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堂弟，二胡均为国民党右派，这一点人所共知。胡毅生等人经常在胡汉民家议论朝政，策划活动，这一点二胡本人也不否认。由此看来，胡汉民对胡毅生、朱卓文等人的刺廖计划是知情的，并且很有可能就是主谋。但是，廖案发生后，胡汉民却表现得镇定自若，胡毅生等逃匿后，谁也拿胡汉民没法，因为谁也找不出胡汉民是此案主谋的有力证据。

胡毅生、朱卓文等人不但是国民党内著名右派，并且和廖仲恺私怨极深。1924年，胡毅生在胡汉民支持下参加广州市市长竞选，因在选举中舞弊，被廖仲恺查办，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朱卓文曾任粤军旅长、中山县县长，因办事不力受过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廖仲恺的处分；林直勉和廖仲恺有重大分歧，丢了大本营会计司司长之职；魏邦平、梁鸿楷为粤军军长，从来拒不上交防地税收，中饱私囊，廖仲恺上任财政部长后，一再严令统一财政，任何人不许截留国家税收，这就断了魏、梁等人的财路。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决定了他们和廖仲恺不共戴天。．但他们承认恨廖仲恺，甚至造谣说廖仲恺是共产党，却坚决否认参与策划了刺廖案。逃匿10年后的朱卓文，一次与人闲谈刺廖旧案时，这样吐露道：“国共合作后，###……在粤省到处……煽惑农民暴动，杀害地方士绅，……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憩’，余倨居其间。大家对此赤焰甚为切齿……决议歼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仑、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机枪炸弹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讵此辈……竟将此谋泄闻于卫戍部某侦察员……时吴铁城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即以电话向余诘询……反复以公私情谊相劝止。余……知不可为，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忿迄未少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仑……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精卫）廖诸人……但亦止于口头谩骂，初无何锄奸计划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顺同志匆匆自外来，言杀廖事……余知……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纸200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到了1941年，时隔16年之后，潜逃中的胡毅生也打破沉默，接见称作“余不足观阁主”者，答复所询廖案旧事，说刺廖系“一些私恨于廖先生者乘机借刀，实不若外传之甚”，“吾辈多被株连”，坚决否认自己参与谋杀。①

就这样，廖案嫌疑者不少，但究竟是谁谋杀，主犯何人，至今不清。

廖案如此扑朔迷离，“三大秘案”之一的“中山舰事件”，甚至还要错综复杂，神秘莫测。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3月20日，所以又称“3·20”事件。事件的性质，是已变成新右派的蒋介石悍然发动的一场反革命政变。过去人们一般都以为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是在1927年4月12日，亦即“四·一二”政变。殊不知，就蒋介石而言，那已是故技重演了。如果没有一年前的首次政变，蒋介石就篡夺不了领导权，登不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宝座，后来他本人及国共两党的历史，自然就要重写了。

围绕“中山舰事件”的迷雾，多少年来从未廓清。

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但随即就向苏联顾问团表示了“歉意”。

蒋介石一手发动了“3·20”政变，三天后却又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写一报告，自请处分。内云：“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

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驱逐苏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等，矛头所向已很清楚。事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却先后发表文章，一再否认蒋介石曾经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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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3）

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旋即又将李之龙释放，并声言是“误会”。而事件中蒋介石所倚重、信赖的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徐桴、伍朝枢等人，又一个个受到了他的打击。王柏龄被撤去二十师师长之职，陈肇英被撤去虎门要塞司令之职，两人限期离开广州。吴铁城被撤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之职，欧阳格被撤去中山舰代理舰长之职，徐桴被撤黄埔军需处处长之职，然后予以查办。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