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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生身父母。韩琦的奏折，正是想他所想，急他所急，说出了他自己不便出口的话，还有能比这更叫他高兴的吗？只有这样知心知肺、一语中的的大臣，才是真正的心腹股肱！这一点，又叫英宗觉着宽慰踏实。

可仁宗晏驾刚过小祥不久，现在来讨论生父的尊礼问题，恐怕还是太早点儿？还是等行了大祥礼，再说吧？英宗这么想，也就这么批了：到先帝大祥以后，再说。

到仁宗的大祥礼也行过了，尊礼濮王的事就最后提到日程上来了。朝廷下诏，请礼部官员与待制以上的官员充分发表意见，务必使这件事做到尽情尽礼。

犹豫过一阵之后，陆续有人上书了。头一个说话的，是翰林学士王珪王禹玉，文章写得不错，也是一个有些较死理的人。仁宗刚要立嗣那会儿，手诏请他草诏，他不就是当面问准仁宗之后，这才下的笔吗？他摇头晃脑地说：根据《仪礼？丧服记》，过继给人做子孙，就应当视继父母为大宗，而将自己的亲生父母降为小宗。说到丧礼，为继父母必须守孝三年，而为亲生父母只要守孝一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有这种区别？就是因为人不能有两个尊长。有了两个尊长，对于尊上的那一份恭敬孝顺之心，就得一分为二，不能专一，那还谈得上尊贵吗？因为这个缘故，秦汉以后凡不由嫡亲而是由旁支继承皇位的，一般都不尊奉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要是不顾礼仪，硬是尊奉亲生父母，总要被后人指责批评。而且，他们这些人，往往都是在先皇驾崩之后临时继承皇位的，从来没有真正过继为子，不像圣上，继位之前就认真立嗣给仁宗做儿子了。因此，如果他们尊奉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都有悖于礼仪，圣上就更不能这么做了！怎么办才合适呢？只要像先朝那样，加封濮安懿王为大国高官就成了，夫人们可以尊称大国太夫人。说了半天，核心意思只有一个：不能尊奉允让夫妇为皇帝皇后。要那样，就是天有二日，国有两主，就完全乱套了！

中书与圣上之所以重提尊礼濮王，虽然打算各有不同，目的却都是要尊奉允让做皇帝。否则，事情都过去了，有加封，有谥号，还提他干什么？王禹玉反复说明不能尊奉允让为皇，对于中书与圣上的用意，该是一清二楚，他这是刻意对症下药。

中书的人一看到奏折，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朝廷既然下了明诏，不叫人说话是不行的。这事原不在能不能办，好不好办，只要皇上执了意，下一道圣旨，什么不办了？所以要人说话，原是防人指责议论，背地里戳脊梁骨，好叫他们心里服允。那么，只好大家周旋，一起玩玩智力游戏了。

韩琦、曾公亮、欧阳修他们几个意见一致，自然心照不宣。

韩琦指着禹玉的劄子说：“你们瞧瞧，这里说濮王对圣上虽有养育之恩，但承继皇位却全因为先帝，所以礼该尊隆先帝。这我就不懂了？尊礼先帝，首先是因为过继为子，以子尊父。照他这么说，要是先帝不传位于圣上，圣上就可以不行人子之礼了？这不是以势利劝人，见利忘恩吗？岂有此理！”

欧阳修则推敲道：“说了半天，却没说正题：皇上该怎么称呼濮王？这才是关键。”

曾公亮也看出了问题所在：“就这么奏请皇上，下诏请他们明确提出称谓。明确了，才好实施。”

新诏下来，禹玉与翰林学士们扳着指头一算：允让是仁宗的堂兄，仁宗是英宗的承继父皇，那么，最合适的称呼应当是皇伯，不称名字。他们也就这么上书呈报了。

中书不以为然，同样引了《仪礼？丧服记》等书，驳道：为人继子，不等于不要亲生父母！礼仪只是服丧降一等，不等于连父母的名分也要剥夺。明明是亲生父亲，却要改称伯父，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而且，皇伯的称呼，也根本没有典礼依据。不仅本朝，查遍历史，也没有先例。究竟该怎么称呼呢？中书亮出了底牌：该称皇考，就是皇父哪！而且，他们还搬出了两个汉代皇帝，作为例子：一个就是汉宣帝刘询，另一个就是光武帝刘秀。刘询是在昌邑王刘贺之后，继承汉昭帝刘弗陵的皇位，尊奉父亲史皇孙做了悼皇。刘秀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也尊他父亲南顿县令刘钦为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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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四回（2）

中书虽然亮出底牌，却仍不愿专权，还是上书请皇上下诏召集中书、尚书、门下等三省官员及学士、御史们一起讨论讨论。结果，愣是在尚书省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越争越激烈，始终莫衷一是。

自打史志聪贬出蕲州，太后知道大势已去，遇事只好一味装傻。可一听到要尊奉濮王为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