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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这个阴影又非走出去不可。出路，究竟何在呢？

二帝三王的极治既是高不可攀的典范，那么，出路是否在于恢复先王的典范政治了？而要想恢复过去，唯一的捷径，当然是使用先王曾经行之有效的法度。先王的法度好比路标，沿着它的指引，要通向大治，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

以先王的法度衡量一下现在，不能不叫人扼腕。法律法规多如牛毛，密如蛛网，可没有一件合于先王之道。那么，再多不也等于零吗？孟子说：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说得实在太好了，简直就像是直接针对时弊说的！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2）

自然，法先王之道也不能拘泥。二帝三王到现在少说也有一两千年了，沧海桑田，世事更迭，还抓住旧条文不放，傻瓜也知道不行。那是谁说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矣；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矣。是商鞅。王霸思想虽然要不得，可他强调法要因时而变，还是对的。逢源梦中托诗，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也应该包括这儿。但二帝三王，乃至后代的治世之君，尽管时势不同，实施的方略法规有异，开创的局面也五彩纷呈，可他们求治国家的大意，及其实施措置的本末先后，还是大致相同的。一面要法先王之道，一面又要变法维新，两者怎么契合？这就是它们的契合点。也就是当年与子固讨论时自己说过的：以道为本，以法为枝；法先王之意，求变合于时宜，变后又是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是的，法先王之意，在先王之意的前提下措置变法，这就是结论。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所作所为处处合于先王之意，普天下的人都能接受，不至于大惊小怪，也就不会人心惶惶，横生是非了。这样，就可以平静地完成变革，在不经意中复兴社会了。能于平静中绕过急流险滩，长风破浪，一往无前，这对一个处于变革中的社会，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想到社会能因此而避免一场通常无法避免的剧烈振荡，平稳安详地发展，走向大治，安石竟有些不能自已，真想放歌一番了。

可一想到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安石立马又禁不住有些黯然了。

是啊，法再好，总得要人执行呵！可叫谁呢？从县到州，到一路，到京城，自己所见的官吏，知道轻重缓急、能认真推行朝廷的政令法律、使老百姓修业理事的人，真是太少了；而无才无德、因循苟且、贪赃枉法的，却数不胜数。要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新法，岂不是痴人说梦！草野闾巷，自己也曾有意寻访过，除了少数例外，德才兼备的人也难得一见。人才饥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自己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怪圈了：变法需要新人来推行，而眼下的现实却无法涵养新人，新的现实只能仰仗变法来建设。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怪圈：鸡是蛋孵的，而生蛋的又是鸡；没有好鸡，就没有好蛋；而没有好蛋，又哪儿来的好鸡！上哪儿才能找到钥匙，破解这谁也扯不清的生命轮回呢！悲观的人，大抵只能望而却步了，安石目下还不是这种人。阅历与学识涵养了他的性情，暂时也还没有挫折让他一蹶不振，无论生命、仕途都还处于上升时期，他还有韧性，还有耐心，虽不免黯然，却仍寄希望于将来：只要不操之过急，先着力于陶冶人才，到人才济济、且各安其位之后，再根据时势是否许可，人情是否容纳，审时度势，着量大小，实施变法，趋合先王之意，就能真正无往而不胜了。

那么，当务之急该是陶冶人才了？周文王就是靠陶冶培养了大批人才，又让文武之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治无废事，才终于征则服，守则治，为武王伐纣，取代殷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陶冶人才，不外乎教育、恩养、贡取、任官等四个方面。这四样东西哪儿没有？只要是个国家，有个政府，就缺不了这四样；缺了一样，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当今天下，这四样缺了哪一件？一件也不缺。既不缺，怎么就出不了人才？关键在于不到位，没有一件符合先王之道。

先看教育。

古代，从国家到乡下都有学校，学校教官的遴选非常严格，不是是个人就能当教官；而且，朝廷的礼乐刑政等事，也无不都出之于学校。这且不说，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对治理国家没用的东西，教官不教，学生不学。如今呢？州县倒是也有学校，可那是什么学校？不过徒有四壁而已。除了京城太学有教官，州县学校连教官也没有。太学教官的遴选，也极不严格。至于礼乐刑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