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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园也要打通。《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5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然而，陈鹤琴的抱负和理想却得不到施展，官场复杂的人事关系使他感到很大压力。在陈鹤琴的改革实施过程中，他不断受到各方面的非难，那些被裁掉的校长、教师忿忿不满，继而攻讦他，给他难堪，甚至联名要求给他撤职处分。有一件事情让反对陈鹤琴的人抓住了把柄。其实，事情很简单，在陈鹤琴对公立小学学生进行的智力测验中，有一道例题是关于1927年以前国旗的颜色的，尽管他事先已做了说明，但那些攻击他的人仍对此死死抓住不放，说他“反动”，并要求予以撤职，幸得陈剑翛出面解释，风波才告平息。陈鹤琴感到心中十分郁闷。不久，陈剑翛辞去市教育局局长职务就任大学院社会教育司司长，陈鹤琴更感到自己“惨淡经营”、“困境重重”。这时，上海工部局华人纳税会敦请他前往上海，希望他主持公共租界的华人教育事务。为此，陈鹤琴踌躇了好几天，有些犹豫不决。自1919年9月他应聘来到南高师任教，南京已经与他的生活和情感紧密相联，这里有他的心血和果实——鼓楼幼稚园；他对南京的大街小巷、山水草木，尤其是学校和幼稚园都非常熟悉；他所制订的计划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难以割舍。

在一个仲夏月夜，陈鹤琴和他的学生雷震清、潘抑强、李清悚踏着皎洁的月光，沿着环绕市政府四周的马路，慢慢地踱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他们在一起分析、讨论。他的心情很复杂，轻轻叹气。此情此景，对一向乐观的陈鹤琴说来极为少见，他的学生也是头一次看到。后来，他们一起来到潘抑强的住所，每人吃了一碗酒糟，心情都有些沉重。看起来，书生气未脱尽的陈鹤琴已经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待下去。他没有过硬的靠山和背景，也不谙官场与政客规则。但他要办教育！他要做事情！想了许久，陈鹤琴用脚在地板上大力一顿，叹了一口气说道：“走吧！还是走吧！”

一　在公共租界办学（1）

自20世纪初叶，国内不断高涨“收回教育主权”的声浪，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由英美实际掌控的公共租界当局开始重视华人纳税人对租界事务的参与。有资料显示，在公共租界里，外国人人口和纳税额所占比例不足10％，华人人口及纳税额占90％以上。黄书光：《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第10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1928年3月26日，代表租界华人商界利益的虞洽卿在致工部局的函中，除提到增加华董的席位问题，还提议可聘请华人从事租界华人的教育及管理，规划华人教育经费，以扩充华人市民教育。4月3日，纳税华人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议，提出在工部局增加华董席数的过渡办法；强调华董席数须以捐款比例相符为原则；在工部局各机构中增加华人职位，以会同办理各部门行政；尽快聘用华人教育委员会和华童公学的人员，并以捐税的20％作为增加的教育经费。据说，当时在工部局的华董曾提出建立华人小学的议案，此议案在通过的时候曾有附带条件，内容是华人小学可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若办不好则仍由西人来办。因此要找一位有欧美留学背景，并在教育方面有建树、有声望的本土人士主持租界华人基础教育的事务，以体现中国教育主权，租界当局和华董们最终选择了陈鹤琴担任这一职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28年夏天，陈鹤琴来到上海。这时，他与妻子俞雅琴已经有了四个孩子——8岁的儿子一鸣、5岁的女儿秀霞、2岁的女儿秀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秀云。

此时的陈鹤琴已近不惑之年，却仍矢志追求，继续自己在南京未能实现的目标，全身心投入到办学的事业中，“不专事做官，要做事”。陈鹤琴认为“小学教育是国民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开端，是发扬文化的始基，所以比中学、大学教育更加重要。国家的发展，青年的前途，全在小学教育的改进”《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5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在租界里，过去由外国人管理、主要以教育外国儿童为主的西童学校，各项教学设施、条件都十分优越；而华童学校不仅教学条件差，数量也很少。陈鹤琴担任这一职务的目的很明确。他把在汉口路工部局的办公室设在档案室里的一间小房内，有一天，他的侄子问为什么不换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楼层，他回答：“我有事情要办，我来是为华童争权利的，不是为我自己争什么的。”上任后，他很快着手建立新的华童学校。在他任职的11年里，共办了7所小学（附设幼稚园）、1所女子中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