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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猪头，他在家里修身养性，我说这次要感谢张凹，没他我很难出来。猪头说，大家都是同事、朋友，他应该做的。我说，好，我买点东西去感谢他，这回我买的是真中华，用蒋小红的工资。

张凹果然牛烘烘，他的厂子平安无事，继续生产。别墅住着，汽车开着，小姐玩着。他这么牛的人我得真心投靠他，将来还得靠他让我事业腾飞，没有事业，我始终是个瘪三。

我很快发现我妈有些不对劲，我回来她应该感到高兴并为此悉心照顾我的生活，为我的身体茁壮成长而搞些有营养的东西犒劳我，安慰我。她做起事来处处小心，且不怎么配音，话语的缺失令我惊恐，这样的人内心压抑，很容易出乱子。我妈吃了饭往往不见了人影，她的消失跟我爸的消失成正比，一只脚前一只脚后。大哥大嫂早已有了自己的房子，二哥二嫂在家里住着，他们说老娘现在成了间谍，老是神神秘秘地跟踪老头，有时回来会哭一场，有时回来自个儿乐个不停。

我们一直不太相信我爸这样一个军人会做出如此不忠的事情，它违背一名军人应有的操守。在安慰我妈的同时，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加上我一致认为，我妈是在捕风捉影。我们很久没叫“妈”了，这个名称已经被“神经病”所替换，特别是我根本无法忍受我妈的反复唠叨和疯狂臆测。她太相信和专注于自己的感官触觉，只要是我爸有风吹草动她都要推测出一大堆事情来。买斤糖回来，她会说糖是别的女人家的；买把伞回来，她说是别的女人送的；如果老爸出去吃饭，她更坚决相信是去了那个女人家。我受不了的时候会说我妈“神经病”，她大义凛然地承认，我就是神经病，我要一刀刀割他的肉。我说，那是犯法的。她说，他死了，我还会活着么？我爸现在在我妈嘴里成了“他”的特指，他们之间形同陌路，我们做子女的和父母又何尝不是。

综上所述，我叫我妈“神经病”是情有可原，被逼无奈的。从这个理由来说，不仅我妈，很多人都将成为神经病。这一群体不会被人理解和谅解，他们怪诞的举止语言，只是他们外部的表现而己，脑子里他们自己很清楚，只不过外人无法窥清。

我妈近期念叨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三十多年了，从没红过脸，现在怎么造了这个孽。

我安慰她的只有一句，这世界每个人都在造孽，不是不造孽，只是时辰未到。

同样的，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报应，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我妈和我爸已经沦落到不用语言沟通，进步到用形体来交流，手足还不够，还借用鞋子、椅子来表达。那天我正好在家，我爸也难得在家，我妈理所当然在家，他们在努力沟通一件事情。我佯装睡着，房间的门虚掩，半合着眼睛能瞟到他们，声音不大但在手舞足蹈，我竖起耳朵听清楚：我妈在质问我爸去某某小区干什么，我爸说我妈又在散扯；我妈说我爸做贼心虚，我爸说我妈没事干就到处跑；我妈说我爸挣钱也是给别人花，我爸说我就这样怎么搞；我妈说你不知道丑，我爸说你给我滚；我妈说你献丑献到了家，我爸拿起鞋子要掌我妈的嘴；我妈举起椅子要抵抗我爸的歹意，我爸与我妈虎视眈眈，剑拔弩张。我实在忍无可忍，愤怒而气势汹汹地走到他们之间，然后我悄然拿起大烟缸，往自己头上猛砸下去，我想破碎的烟缸落在地上会让他们停止暴力行为，恢复和平氛围，可惜的是，水晶烟灰缸质地优良，烟缸毫发未损，我当然也毫发无损，只是大脑一时浑然，眼前一片漆黑，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趔趄扑倒在地上。

我姥爷的如意算盘被彻底打翻，《新婚姻法》不合适宜地摆在他的面前，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中的法律还是比较关注并打算随时以身献法，这么一来，他只能在大姥姥与我姥姥之间选择其一。先前下定决心娶我姥姥的态度此刻令他忐忑不安，他没有过多的底气和勇气来赌这一把，原因是，他明白糟糠之妻的价值。男人在吃着碗里霸着锅里的贪婪方面具有先天意识，可一旦有了得失之分，他就会慎重考虑。我姥爷从没如此痛苦过，犹豫过，彷徨过，无奈过。他有足够理由把赌注押在我姥姥身上，也有足够理由承担对大姥姥的责任，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他对自己说，好吧，抛个铜钱，字朝上的就不离婚，字朝下的就坚决离。然后他又想到真要字朝下离了，孩子怎么办？被他们杀了也不会有人同情，可字朝上，我姥姥又如何办，被她下鼠药毒害更是无人同情。思来想去，徘徊再三，姥爷还是决定抛个铜钱。他在心里默念，观音菩萨，您给指条路吧。接着他扔了一枚铜钱，铜钱“铛”的一声掉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