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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施行严厉的惩罚。同其他农业社会一样，中国的成年子女是大多数年老父母的唯一赡养来源。孝的义务甚至在父母入土之后继续延伸，通过祖先崇拜——被视作影响健在的家庭成员命运的要素——的方式来关照已故的父母及更早的亲属的需要。

城市中空巢和老龄单身家庭的比重远超过上述比例。空巢和老龄单身家庭的社会问题在城乡表现的不尽相同。在城市，主要表现为老人的心理问题和生活照料问题。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心理不适现象，如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在城市已经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在农村，则主要表现为的老人的基本生活温饱问题。在农村主要以家庭为养老支柱的前提下，老人一旦丧偶或丧失劳动力，将会面临贫困和生活无着的极大风险。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对外开放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在我国经济最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形成了“新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选择开放型经济作为经济跨越的支点，使经济发展*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即使政策强调共同富裕，但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城乡差别、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还是很大，这不能笼统而论。当然即使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差别很大，但已不是今天贫富悬殊的概念，体现的是生活水平“底线”的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是以社会财富增加为前提。专家指出，随着国家更多政策体现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调节收入分配，即使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人均GDP的大幅度增加，必然是社会民众普遍受益。

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等各种性消费。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还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手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

沿海与西方接触较早而且往来频繁，因而受到的冲击也较早、反应也较敏锐。中国的先贤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因而在近现代，每当改革运动的兴起或革命的发生，要变革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变革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要冲决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必须冲决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内，曾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改革，并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馆”、“女馆”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以日本和西方为参照，以兴女学、戒缠足为其改良运动的先声。康有为著《大同书》则以“毁灭家庭为其关键”，提出“破家界、为天民”的设想。其后，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相继提出“废婚姻主义”和“废家庭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出发，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教育权和婚姻自由等主张。他在任大总统期间曾下令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