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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就慢慢出站了。我向火车上每个窗口的陌生面孔挥手再见，可是没有人看到我。我知道火车很快会到下一个站，那里肯定还有其他孩子在站台上等看火车；而这个站台上只有我，我总是难受得想哭。这时一直蜷曲在站台一角的父亲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牵起我的小手，父子两人就这样默默地离开。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到城里开会；几乎每次都是开批斗会。而父亲就是批斗会上的主角之一。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有四十亩地的地主，父亲解放后就一直在公社中学教书。那些年他几乎成为每一场运动批斗的对象。但是据说，无论是作为地主剥削阶级，还是右派，还是臭老九，父亲都可以配合造反派或者政府深刻检讨自己，还可以以事实深入浅出地教育人民认清自己这样的坏份子。由于父亲的检讨深刻，往往连当地政府官员或者造反派都没有能够揭露的内心世界都可以淋漓尽致地坦白出来，所以那些年县城每每有重要批斗会，都会让父亲去受批斗。最后，父亲还要代表地主阶级，右派或者臭老九发言。父亲在发言激动的时候，还会抽自己耳刮子，带头高呼打倒自己的革命口号。据说就是因为父亲可以这样委曲求全，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所以始终没有丢掉教书的工作；我的哥哥姐姐也才可以读完高中，我也就经常可以进城看火车。

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幼小的心灵里装着那么一个神奇的火车站，已经足够我整个童年梦想不断。在我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坐上火车。那一天父亲背着我的箱子一直送我到火车上。哦，我兴奋地寻思，我终于过到窗子的这一边了。火车慢慢移动时，我生平第一次从火车里面向窗子外面看，发现站台上父亲仍然一路小跑跟着火车，不停向我挥手，脸上不知是汗还是泪。父亲那激动的样子象极了我以前在站台上目送远方的列车离去。

那天到北京火车站前的十四个小时，我一分钟都舍不得闭起眼睛，我记忆着每一个经过的城市名字，我搜索着每一个经过的火车站台。晚上，我又为每个从火车旁边一闪而过的小镇村子浮想联翩。我想找到站台上象我这样的男孩，我想象那一闪一闪的村子里都住着什么样的人。今天我终于坐在火车里往外面看，可是，我却始终没有明白过来。里外我都看过了，火车站和火车对于我却仍然是神秘和有吸引力的。

我的憧憬，我的彷徨，我的希望，我的惆怅，都和火车站连在一起。

一晚上没有睡好，星期六早上却仍然可以精神抖擞地直奔广州火车站。早上第一批到的同学包括从上海来的三位。上海市委保密部门的邓克海，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的蔡芬芬，以及浦东开发区的陈卫家处长。火车还没有到站，我就坐不住了，起身在广场上游荡起来。广州火车站和我记忆中的小城火车站完全不同，不要说看不到火车，就是看到也是一个个悄无声息毫无生气的电动火车，和记忆中那让人心跳加速的轰隆隆的庞然大物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出于对家乡小火车站的怀念，我以前在北京和后来到广州后都还是常常喜欢到火车站。特别是来广州后，充满盲流的火车站很快给了我另外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些挤逼在广场和候车室里的一群群盲流都让我仿佛看到过去的自己。不过从那些盲流看我的眼神里，我知道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我衣着整洁，皮光肉滑，时而昂首挺胸，时而低头沉思，我知道自己在这群盲流中可谓是鹤立鸡群。我不完全把这看作是虚荣心，事实上这样的感觉让我为自己的努力而自豪，也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提供动力。

直到后来我的口袋被火车站的小偷划破过两次，我才少去了。但是让我真正不再去火车站“忆苦思甜”，为自己奋斗找动力的原因则是因为那次公安清查无“三证”人员。那次看到盲流被公安呼来喝去，少带一个证就塞进大货车拉走，我心里很有些抱不平。我在广场上慢慢踱着步子，这时一个公安迎头向我走来。

“站住！检查‘三证’！”他朝我这边招招手。

我回头看看，没有别人，只有我。我不相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我吗？”

“不是你还有谁？”公安很不耐烦。

“你没有搞错吧？”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潇洒地做了几个盲流绝对不懂做的动作冲公安笑笑：“我不喜欢随身带证件，这里多小偷。”

“那你就是‘三无人员’，你上那边那个车，快点，自觉点吧。”

我一下子怔住了。公安很认真的样子，公安是不会判断错的，难道我和火车站上的这些盲流是如此相似？难道我不是从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