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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呼“心拙力竭，拼凑而已”。陈布雷感到为蒋写文章甚为苦恼，自己之思想依附与别人身上，在“感想杂记”中记述“以余之个性，实只宜作乡里之散人，或藉教读以自给，乃因少时不知自觉，好为文字议论时事，自受知于蒋公，竟充其愚画，许效驰驱，然个性对于复杂之政治环境，实绝对不相适……信乎择业之宜慎也，……进退都无是处，强忍亦已无余力，苟且偷生，局天眷地，皆所自造，命也乎。”

陈布雷日记中对自己内心之剖露可谓淋漓尽致，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4月间，18日随蒋介石到杭州，4月22日日记中已露出退意：“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4月24日日记又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1937年4月，蒋介石批准陈在杭州休养，在6月1日日记中陈记：“……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这里的摆脱不能，不仅是指病体，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直至抗战爆发，陈布雷是带着痛苦与矛盾，跟着蒋介石抗日救国的，直至退到重庆，民主势力提出“结束党治”，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可是陈布雷出于“愚忠”（陈布雷自己日记中屡次提到），蒋介石对民主甚为反对，陈布雷也认为“结束党治”之提案“……完全出于捣乱政客之所为，明明为窘迫而已……”。1940年11月22日日记，“……委座甚愤慨谓如此‘无异要我们解除武装，且加以重重束缚’……”，陈布雷不复是辛亥革命时一激进青年，以反对帝制、反对军阀为己任，而是维护“###”、维护“领袖个人独裁”的“忠臣”了。陈布雷已与整个时代脱节，所以心理十分痛苦和矛盾，“以致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1942年11月5日日记）。

1943年7月10日及1944年4月，陈布雷日记中多有“杂感补记”一些综合之心得体会，“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当武昌起义之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谈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今建国之业未成而已年逾五十，居机要之职位，无丝毫之贡献，不禁感慨系之……”。1945年陈布雷在休养中，又写了“新春杂记”，写了几千字，中有“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我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忆季陶在数年前对余与张文白言君二人乃一将一相……余闻之如惊天霹雳，若侍从室之地位与职责真为如此，则余谬居要位，旷职误事之处必擢发难数矣……”。蒋介石后来对陈布雷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他起草文告，当一私人秘书，而是要他尽辅佐之责，就是戴季陶之言当一个宰相，可是陈布雷没有这个政治野心，陈布雷在1945年1月24日日记有很长一段自白“……然蒋公既公开言之，我又不便漠然置之，无已其及早引退乎……。”

一点感想（代序）（6）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7月14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大呼“……杂思繁虑，排遣不开，姑不论健康如何，而精神上之衰疲劳累，洵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7月29日日记中写了自讼录8条，自责自谴，“不能如委座之意”，7月30日，31日两天日记并记：“日来某种消极观念而引退之意，仍不断扰于胸中，无可控遏，亦不能自己抑止，形神之萧索，志气之委顿，心绪纷繁，神经颠倒错乱，大有败叶满山不可爬梳之境象……”，他还想到“念委座之纷繁忧勤，则余等何敢言劳苦，然余实心力体力交瘁已达极项矣……”，最后他还是感叹“……此皆余历年自造之错误，今已无可挽救……”。如果没有看到日记，真不敢相信陈布雷在抗战胜利前夜，思想痛苦和消沉会至如此地步。日本投降，8月28日，蒋介石宴客请陈布雷作陪，他在日记中记下“……自断此身无服务之能力，恐今生自此成为无用之废物矣，奈何奈何……”，陈布雷固然由于身体极为衰疲，但也有政治上消极悲观，他在8月31日日记中喊出了：“余诚为不知自量而只知愚忠自效之大愚人也”。

1947年6月17日在南京陈布雷目睹胜利后“五子登科”，人民怨声载道之情形，“而我中枢散漫脱节，各不相谋，略无振奋团结之气象，殷忧无限”（6月14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