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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现在看来，上提得仍然不够。所以有些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到省，甚至中央。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事权过度分散，应该要更加集中。但它给人们的直接感觉是上面要收权，所以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3）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土地、矿藏、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保持行政定价的旧体制，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机关定价时往往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名义成本和增加盈利。而资源价格的扭曲促使企业以低效使用资源的粗放增长方式进行生产，不但降低总体经济效率，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关于燃油价格的问题，是一件多年来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迟迟未能解决。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障碍，吴敬琏开出的药方是：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建立起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吴市场”已变成了“吴法治”。正如他在自己的专著的“前言”中所说：“收入本书的文章用了较多篇幅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这些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危险，呼唤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就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高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而促进投资的主力是各地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有效性十分可疑，中小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就业形势不乐观；房地产有泡沫，高增长容易激发泡沫破裂；另一个促进高增长的因素是出口，外汇储备的超高积累破坏了国际经济的平衡，造成国际市场的重大扭曲，招致众多的贸易纠纷。”　（）②茅先生还说：“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是人人可以拥有但彼此不会冲突的权利，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冲突。*用不着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权，*便自然来到。”

出生于中国湖南的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是近两年比较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近代史上不是第一次，如果从《南京条约》逼中国开放算起的话，将近160年。中国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拥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早在1913年就有英国人提出来过。也就是说，由于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中国人的独创，而不如说是顺应了某种潮流，因为东亚国家早有如此的经历。前几年有人争论“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从而少走弯路；“后发劣势”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可以轻松模仿，迅速发展经济，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变成了劣势。客观上讲，造成中国“奇迹”的主要有两条：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

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文中，陈志武针对中国没有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从而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作出了分析。他认为，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是越来越多的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