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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喜自窦家出来的时候便带着一个月的身孕，渐渐害起喜来，卧床不起。汤姆生只得遮遮掩掩到她家来看她。这回事，他思想起来也觉羞惭，如果她是个女戏子，足尖舞明星，或是驰名的荡妇，那就不丢脸，公开也无妨，然而霓喜只是一个贫困的中国寡妇，拖着四个孩子，肚里又怀着胎。她咬准这孩子是他的，要求他给她找房子搬家。把他们的关系固定化，是危险的拖累，而且也不见得比零嫖上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天天来看她。有一天他来，她蒙头睡着，他探手摸她的额角，问道：“发烧么？”她不做声，轻轻咬他的手指头。汤姆生伏在她床沿上，脸偎着棉被，听她在被窝里赶赶咐咐哭了起来。问她，问了又问，方道：“我知道我这一回一定要死了。一定要死的。你给我看了房子，搬进去和你住一天，便死了我也甘心，死了也是你的人，为你的孩子死的。”

霓喜的世界一下子丰富了起来，跌跌绊绊满是东西，红木柚木的西式圆台，桌腿上生着爪子，爪子踏在圆球上；大餐台，整套的十二只椅子，雕有洋式云头，玫瑰花和爬藤的卷须，椅背的红皮心子上嵌着小铜钉；丝绒沙发，暗色丝绒上现出迷糊的玫瑰花和洋式云头；沙发扶手上搭着白累丝的小托子；织花窗帘里再挂一层白累丝纱幕；梳妆台上满是挖花的小托子不算，还系着一条绉褶粉红裙，连台灯与电话也穿着荷叶边的红纱裙子。五斗橱上有银盘，盘里是纯粹摆样的大号银漱盂，银粉缸，银把镜，大小三只银水罐。地下是为外国人织造的北京地毯。家里甚至连古董也有——专卖给外国人的小古董。屋犄角竖着芬芳馥郁的雕花檀木箱子。后院子里空酒瓶堆积如出，由着佣人成打地卖给收旧货的。东西是多得连霓喜自己也觉诧异，连汤姆生也觉诧异。他当真为这粗俗的广东女人租下了一所洋房，置了这许多物件。她年纪已经过了三十，渐渐发胖了，在黑纱衫里闪烁着老粗的金链条，嘴唇红得悍然，浑身熟极而流的扭捏挑拨也带点悍然之气。汤姆生十分惊讶地发现了，他自己的爱好竟与普通的水手没有什么两样。

霓喜的新屋里什么都齐全，甚至还有书，皮面烫金的旅行杂志汇刊，西洋食谱，五彩精印的儿童课本，神仙故事。霓喜的孩子一律送入幼稚园，最大的女孩瑟梨塔被送入修道院附属女学校，白制服，披散着一头长发，乌黑卷曲的头发，垂到股际，淡黑的脸与手，那小小的，结实的人，像白芦苇里吹出的一阵黑旋风。这半印度种的女孩子跟着她妈很吃过一些苦，便在顺心的时候也是被霓喜责打惯了的。瑟梨塔很少说话，微生起来嘴抿得紧紧的。她冷眼看着她母亲和男人在一起。因为鄙薄那一套，她倾向天主教，背熟了祈祷文，出入不离一本小圣经，装在黑布套子里，套上绣了小白十字。有时她还向她母亲传教。她说话清晰而肯定，渐渐能说合文法的英文了。

霓喜初结识汤姆生时，肚里原有个孩子，跟了汤姆生不久便小产了。汤姆生差不多天天在霓喜处过宿，惟有每年夏季，他自己到青岛歇暑，却把霓喜母子送到日本去。在长崎，霓喜是神秘的赛姆生太太，避暑的西方人全都很注意她，猜她是大人物的下堂妾，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

有时霓喜也穿中装，因为没裹过脚，穿的是满洲式的高底缎鞋。平金的，织金的，另有最新的款式，挖空花样，下衬浅色缎子，托出一行蟹行文，“早安”，或是“毋忘我”。在香港，上街坐竹轿，把一双脚搁得高高的，招摇过市。清朝换了民国，霓喜着了慌，只怕旗装闯祸，把十几双鞋子乱纷纷四下里送人，送了个干净。民国成立是哪年，霓喜记得极其清楚，便因为有过这番惊恐。

民国也还是她的世界。畅意的日子一个连着一个，饧化在一起像五颜六色的水果糖。

汤姆生问她可要把她那干姐姐调到新屋里去服侍她，她非但不要，而且怕那阿妈在她跟前居功，因而唆使汤姆生将那人辞歇了。老屋里，虽然她不是正式的女主人，轻易不露面的，她也还替那边另换了一批仆人，买通了做她的心腹，专门刺探汤姆生的隐私，宴客的时候可有未结婚的英国女宾在座。她闹着入了英国籍，护照上的名字是赛姆生太太，可是她与汤姆生的关系并不十分瞒人。修道院的尼姑又和她周旋起来。她也曾冷言冷语损了梅腊妮师太几句。然而要报复，要在她们跟前摆阔，就得与她们继续往来。霓喜把往事从头记起，桩桩件件，都要个恩怨分明。她乘马车到雅赫雅的绸缎店去挑选最新到的衣料，借故和伙计争吵起来，一定要请老板出来说话。汤姆生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