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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荡（2）

这当中首先一个值得重视的直接因素就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方式，不仅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即使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比也有明显区别。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基本是各自为战，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以邻为壑。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时，冷战刚刚结束，各国政府协调性程度很低。而这一次则是各国政府联手，国际社会救市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有力度，中国政府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国际合作。加之有1997年处理金融风暴的经验教训，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有效的。尽管有时候政府的干预对于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功效有限，但对于缓解危机严重程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次，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已经远非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那个时代能比。那时候，生活水平一降低就会威胁到基本生存，而现在即使是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安全网络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有了质的区别。就此来看，金融危机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需要考虑在内，即这次金融危机来源于外部，这种认识会提高人们对危机中一些问题的忍受程度。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警惕性明显增强，有人断言2009年将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股市或房地产崩盘造成的大规模财富消失；二是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裁员引发的失业下岗，导致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三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因素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其实际的结果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初，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若股市崩盘将引起一次大规模社会危机。还有学者不断提醒，如果中国房价急剧下跌，会引发社会大动荡。然而一年多的事实证明，在A股市场发生70％深幅下跌，股市市值蒸发掉20多万亿元（当然不全部是真金白银）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甚至连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发生。失业问题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影响要更为直接，前一段时间在珠三角地区由此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久前《财经》杂志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合作进行的百位经济学家调查显示，90％的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人数增加”（《2008年中国经济学家年终调查》，《财经》杂志2009年第2期）。但尽管如此，还需要看到如下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这次失业涉及的最主要群体是农民工；第二，大部分农民工失业后仍然有地可种；第三，失业后返乡的农民工是高度分散的，其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不是说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值得重视，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直接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而更多在于引发农民增收的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化。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如果这时通货膨胀发生，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各国政府在刺激经济时的大量投入，过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到时候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都有可能加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在前些年国企改制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下岗浪潮中，社会动荡之所以没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比较低迷，物价也比较低。当时我们曾有一个结论，飞涨的物价将会是压垮城市底层的“最后一根稻草”（//finance�sina��cn/roll/20050205/20241353503�shtml。）。但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动荡，必须是通货膨胀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货币大幅贬值。但在目前中国的产能已经全面过剩的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个因素无疑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因此，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估计过于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尤其要防止的是后一种倾向。对于社会稳定问题，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