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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吗？那要警察干什么呢？见义勇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一味地提倡。”

还有一次，有一个先进事迹宣讲团来学校巡回演讲。内中有一个医生介绍自己的事迹说，在年三十的晚上她主动值班，让科里的护士与男友约会，结果因为她不在家，她的孩子发烧没有及时治疗，成了肺炎。

妈妈在家里大骂这个女人，说她是个沽名钓誉的小人，在课堂上，她也抨击这个女人，妈妈还写了文章登在一个妇女杂志上，说：一个女人连自己孩子的生命都不爱，还有什么资格奢谈“爱心”？

这样看来，好像妈妈很冷血很没有责任感的样子，其实也不尽然。

粉碎“四人帮”后，妈妈参加了“平反昭雪”的工作，据她说，到86年之前，她有很长的时间就是调查、了解，写平反材料，还写悼词、开追悼会——给“反右”和“文革”中死了的人。这些我都没有印象，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教外国文学的老教授，刚解放时就是行政15级。经过几次运动，级别一降再降。后来尽管平反了，也只是给他恢复了原级别。好像是90年代初吧，他得了绝症，惟一的孩子在外地，他的太太整天哭泣，说老头子有一个愿望，想住一下高干病房。在中国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度，又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换句话说，是一件拿钱都办不到的事，为了满足老教授的心愿，妈妈到处找人，到处求助，最后找到已经毕业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是省老干部保健委员会的，找他批了条子，老教授终于住进了高干病房。老教授死时，他的孩子还没回来，他的太太悲痛欲绝，身边没有一个亲属。正在那时，妈妈赶到了医院，老教授死后，他身上的衣服都是妈妈穿的。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这之后有一天老教授的太太从外地回来，为感谢妈妈送给妈妈一小包没有包装袋、用报纸包的甜甜的点心，晚上回家妈妈拿给我吃，告诉我，这是新产品，叫“萨琪玛”。

为死人（不是自己的亲属）穿衣服这件事我思考过很多回，我就想不知道我能否做到，我想了半天，我想我可能做不到，大概很多人都做不到。

如此说来，妈妈也是有爱心和责任感的。

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女人

年轻时的妈妈心高气傲、目空一切，那个年代的各种荣誉她都拥有过，什么“学毛著积极分子”啦、“五好战士”啦、“知青标兵”啦等等。

可是自从有了爸爸和我，妈妈就不思进取了。除了勤勤恳恳地完成本职工作以外，她的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我和爸爸了。而爸爸呢，除了不会做家务，其余的都会。喝酒、抽烟（现在不抽了）、下围棋、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写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很多人都从大学里调出去了。

可是，生活相对妈妈来说，如同头顶上的这一片天空，满布着耀眼如星的希望，伸出手来却是遥不可及。

有一个从大学里调到外贸的叔叔，经常来家鼓动妈妈，说：改革开放，外贸局一分十几个公司，缺人缺得不得了，上面要我挑头组建一个进出口公司，你过来，保证你在短期内房子也有，票子也有，位子也有。

当时，我还抱在妈妈的怀里，爸爸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大男孩，他自己都需要别人来照顾，他怎么来照顾我呢？妈妈如果出去闯荡，整天要出差，势必要伤到我。妈妈权衡再三，放弃了，安心地在校园里上班下班。如今，二十年多年过去，当年邀妈妈出去的叔叔现在已经是一个很高位的官员了。许多年后，她讲到这件事，言语中竟然也没有遗憾。她说：适合他的，不见得适合我。

同样的事在80年代末又上演了一次。当时前苏联政局动荡不安，国家要派许多观察员去前苏联。妈妈曾经是学俄语的，她当年的班主任就找到她，让她来“苏联问题研究所”，担当去苏联的文学观察员，妈妈这一次是真动心了，她就跑到校党委要求请调工作。89年我正好上小学一年级，很顽皮的，不想做作业，整天就想着玩、玩。妈妈就凶我、打我的屁股，爸爸不让打，说妈妈是粗暴的教育，要由他来管我。你想，爸爸怎么能管我呢，他管自己都管不过来呢。几天的作业一不交，爸爸也没招了，权力又回归妈妈，由此也断了妈妈去苏联的念头。

多少年后我分析了妈妈的当时心态，其实这是她潜意识里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一个托词。总以为别人离不开她，其实是她离不开我们。

那时候，爸爸妈妈住一间房子，我住另一间房子，夜里，我想上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