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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还未完成，早就尽起大军兴兵讨伐了。里有什么的，随便编个叛逆谋反就可以了。也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党自己是信得。

如果仅仅是一个“铺底捐”，广州商团就如此不计后果地嚣张而不给大炮哥面子，那真是太不应该。但这绝不是广州商民太没商业头脑，为一点捐税而押上全体工商界的身家性命。事实是孙大炮驱陈之后，滇、桂、豫、湘等各路大元帅府请来的雇佣军，借勤王之名入粤发横财，粤省工商界被多番盘剥搜刮。

客军初入粤境，孙大炮常激赏之为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这打仗拿好处是惯例啊，买东西还吃回扣呢。何况是为你大元帅打仗？不拿点好处怎么和弟兄交代啊？

以孙逸仙的为人，自然是应下了，反正亏钱的不是他。更有甚者，就属**党捞钱最积极，效率最高。其他的军阀多少还要脸，毕竟还想着在南方混，太过分了传出去对名声不好。但**党却是百无禁忌，扯着**的旗帜，不服从的就污蔑为反**分子，是要坚决打倒的

客军贪横，再加以大元帅府为筹措东征军费，增设税目捐项多如牛毛，尽加于粤省则堪称“罄室倾囊如卷土”。在驱走陈炯明后的几年中，罢市的发生频率，几如战事的枪炮声此起彼伏，而为官民所司空见惯。

孙逸仙的大元帅府在广征厘金之综合税外，又征“百货捐”，之外再分门别类开征“胶鞋捐”、“火柴捐”之类杂税。前述之“铺底捐”，一年之前则已以“商业牌照税”的面目出现，虽商业协会游行请愿，牌照税仍照征不误，搜刮过一轮，现在又换个“铺底捐”的面目欲再征一轮，引得省城商民皆謷謷有怨而欲罢市抗议。

其实这些闹事的人也真是的，太不体谅国父的苦衷了，不就是营业税征了两次嘛。加上以前那些杂七杂八的赋税，都还没超过三十种呢，怎么就能和政府过不去呢？这些民众要是懂事，不和大总统府闹，**党又怎么会出来抓人呢？

你以为让军队出动不要钱啊？

广东此时的中央政府不为列强所承认，大元帅府外长伍梯云先生无外交可办，只好研究内政，其研究心得是：“广州财政却极窘迫，不得不从事搜刮。”这一句话，可真是让孙逸仙引为知己，难怪伍廷芳能当上这么显赫的职位，实在是有真才实学啊。

捐税中至为苛猛者即所谓“民产登记费”。所谓“民产登记费”，实属凭空造出来的暴敛理由，有如政府对其辖下的民人说，我帮你数钱，数完了你每一百块得给三块给我做数钱的劳务费。按大元帅府规定，有房契者须按房产市值缴交百分之三的民产登记费，无合法房契的房产皆由政府没收充公拍卖。

这就进一步得变成：我帮你数钱，收百分之三的劳务费；但如果你不能证明你这钱有合法的来历，这钱就归我了。这简直是太爱民了，为了民众的生活殚精极虑，生怕这些苦困的老百姓能吃上饱饭。饿着肚子闹**才是好同志啊，大家要勒紧裤带加油

多年的兵连祸结中，能拿得出合格房契者少之又少，民皆惶惶不可终日。民产充公之余，搜罗并拍卖所谓官产以敛聚军费迹是解困之一途。举凡一切无主荒地及学校场地、寺观庙产、满人居所、宗祠、书院、会馆等多充为公产拍卖，而引来非议无数。

孙政府不但以莫须有，「附逆」的罪名来镇压异己，而且用之为勒索税款的手段，把广州弄成一个恐怖世界。例如，1923年8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

后世最为黑心的本朝地产界有一屋两卖之怪事，而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大元帅府，不知是财政厅拍卖公产的经办人员懒于查核，还是故意为之，给钱就卖，以至竟有一个地块连卖六次、颁有六份业权执照之纪录，其荒唐令时下的黑心地产大佬亦自叹弗如。

这是一个永远无人能够超越的境界，这已经不是贪赃枉法所能达成的效果了。自古多有无为而治，只有孙逸仙一人达到了无法而治的境界。

**大业为重，大家也要体谅嘛。这话可是大元帅说的，金口玉言，要你信你就得信，不信也信。

时下的粤省，也不全是这样的官。广州市参事员钟锡芬氏，就因反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