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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自己常说，他拍照时常是不听别人介绍情况的，他也不愿意做调查研究，只要合乎他的口味他就抓取，显然，他所谓的“口味”就是他的立场、观点和目的。他的作品为美国反动杂志所欢迎，正是因为他的作品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而资产阶级报刊为他大肆宣扬也并不是偶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布列松难题（2）

结论是：“会议讨论很热烈，大家对布列松的摄影创作方法的估价基本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直到布列松离开时，接待单位与陪同人士仍把他当作一个“友好人士”来看待，并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打算出版一本《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摄影作品集。1949年时值中国历史变革关头，布列松来华拍摄的照片，5年后传到中国大陆，被解读为“反映了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状况，“反映出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黑暗和混乱”。

1958年，哪怕是摄影界的专业人士，对他的了解也大体限于“布列松的摄影作品在各国，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流传甚广”。

纵然，布列松的“面貌”被摆在了大家面前，但1958年10月4日，布列松走后，还是给中国大陆摄影界，特别是新闻摄影界留下了难题：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的摄影家”，其“面貌”已被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摄影家的对立面，布列松的立场、观点都被认为与“我们”根本对立，势不两立；但另一方面，布列松的拍照方式、方法，的的确确对“我们的个别同志有过一时的影响”，“特别是，当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布列松以前，乍看他所拍的外国照片，往往容易被这些照片的外表的生动性和自然性所麻痹，而不自觉地加以称赞”。

布列松第二次来华期间（1958年6月中旬—1958年10月4日），正值全国范围内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及有关问题讨论开始。这次由新华社《新闻摄影》月刊发起的讨论，自这一年的8月份开始，持续一年有余。包括新华社总社及21个分社、全国21个省区市的27家报纸、12家画报社和杂志社的人员参与了讨论。其背景是在“整风”与“反右”运动以后，新闻摄影界掀起的对新闻摄影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进行的一场群众性的讨论。讨论本身虽针对具体问题的现实需求，但总的来说，有配合“大跃进”的总体氛围，推进“新闻摄影界大跃进”的“美好愿望”。

但恰恰由于布列松的到来，这场讨论的缘起成了问题：

有同志问：我们讨论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大反摆布及组织加工的滥用，是否受了外国的影响，受了布列松的影响？

这一疑问触动了“真实性”讨论组织者的神经，他们不敢懈怠。在讨论全部结束后，亦即1960年4月，以新华社总社的名义，专门补发了总结“后记”，对此问题进行申辩。组织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一疑问，而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根本否认这种外国影响，是不合实情的；但是如果夸张这种影响以至于否认或忽视我们讨论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积极意义，也是根本错误的。”

组织者称，中国新闻摄影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无疑包含着资产阶级沙龙派的影响。摄影艺术中的组织加工和摆布，追其历史也是沙龙主义的产物。在此，战争年代及其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新闻摄影中出于宣传需要而形成的组织加工与摆布之风被刻意忽略了。

而“反对摆布及滥用组织加工”，讲求新闻摄影真实性之说，也被追溯到1953年石少华发表的《谈新闻摄影》一文。讨论的组织者们，据此推断出早在布列松来华之前的五六年，“反摆布”斗争就已开始了。他们称：

这时，我们许多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布列松。因此，以为1958—1959年我国新闻摄影界反摆布的斗争，是仅仅由于外国的、布列松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整风、反右派斗争提高了大家对新闻摄影的认识的结果，不是由于我们力争新闻摄影最好的质量的那种美好的愿望，显然是错误的。

布列松难题（3）

组织者的政治觉悟可见一斑。新闻摄影界开展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摆布斗争，岂能是我国很多人还不知名姓的法兰西老外偶然促成的？

显然，讨论的组织者对布列松的情感是复杂的。布列松之名之实，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打发的。

“美帝国主义大加赞赏布列松”的原因何在呢？

布列松作为资产阶级的摄影家，一反摄影沙龙主义的作风，他的摄影直接反映生活。为表现他的观点和立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