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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立法者对美国的刑罚试验特别感兴趣，激烈地争论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的优点和缺陷。

1831年，上加拿大下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呼吁在金斯敦附近建立一所感化院。一个局长委员会确定，奥本制或“沉默接触”制最具有效力。

道德再教育

1834年，加拿大通过了第一部感化院法。该法确立了这一新机构的目标：金斯敦感化院将提供“不仅威慑他人犯罪，而且改造罪犯和使罪犯养成勤奋习惯”的手段。道德再教育代替了恐吓。

金斯敦感化院初期的实践大不相同。尽管金斯敦感化院最初被设计为对“血腥法典”的残酷的一种人道替代措施，但是第一任监狱长亨利·史密斯很快便全都以改造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1849年，在由亚当·弗格森阁下领导的一个专门的政府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后，史密斯被撤了职。但是，委员会的程序完全由《多伦多世界报》的主编、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朗确定。不久，布朗被选为上加拿大的立法改革委员。

“在白天站了10个小时之后，要求囚犯在晚上再站着上课。”

起初对金斯敦感化院的乐观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奥本制在加拿大显然比在美国还难以实施。这一制度基本上实施不了。尽管不停地鞭打罪犯，他们仍然试图违反沉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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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打：法定的惩戒手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感化院的缔造者们希望废除的肉刑成了这一新机构中合法的惩戒手段。

尽管他们面对金斯敦感化院有所省悟，但是布朗委员会仍然相信，一个运行良好的感化院能够使人变好，道德说服能够取得身体强制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实际上，道德说服被认为是感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时，犯罪行为被确信是道德疾病的一种表现，宗教劝诫是最早的监狱治疗。

牧师是被加拿大监狱雇用的第一批非监管人员。他们主持仪式，举办安息日学校和复活节聚会，散发圣经，向囚犯们讲授懒惰和酗酒这对孪生罪恶。他们指导文盲囚犯学习以使其能够阅读。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努力说服罪犯其判决公正，帮助他们服从“矫正。”

适应这种体制并不容易。在19世纪的加拿大感化院里，食物是粗糙不变的，居住的囚室非常狭窄。感化院内单调的生活就是点名、工作和睡觉。在所有时间都要求罪犯绝对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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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娱乐

在感化院中没有娱乐，甚至不允许有私人爱好。直到1869年，罪犯甚至才能在自己的单人牢房中有一盏供阅读的灯。教育被认为是一种特权，只有表现好的罪犯才被允许参加晚上的课程。但是，即使在经过一天10个小时的木工或锻工工作之后，在上课过程中也必须一站到底。

囚犯们总是对无数的细微规则和规章感到灰心。他们几乎不可能避免因为某事受到处罚。即使最顺从的罪犯，也最多可以指望因为其表现好而被减去3天刑。

在19世纪60年代，政府感化院检查员们将加拿大制度形容为“一种严厉的镇压、强硬的威压。这种制度不承认罪犯的条件应当在其表现良好时有所改变或改善。”他们倡议采取爱尔兰适用的那种“渐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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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制：假释的开端

在爱尔兰制或“克罗夫顿”制中，罪犯能够逐渐争取恢复自由。他们从独居制（宾夕法尼亚制）开始，然后白天与其他罪犯一起工作（奥本制）。在这第二阶段，罪犯的良好表现可以挣分。他们挣的分能够依次赢得进一步的特权，包括“假条”和假释。

1868年的加拿大感化院法规定了为引进一种克罗夫顿式的制度的法律框架。除其他革新之外，该法规定了一种免除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如果罪犯表现良好，一个月可以赢得长达5天的减刑。

克罗夫顿制和大棒

提早释放是矫正当局开始摇摆的一根希望鼓励罪犯改造的“胡萝卜”。但是，在另一头是不定期刑的“大棒”。许多刑罚改革家担心，未得到改造的罪犯在等待刑期届满的过程中只是在墙上刻刻画画。一些人认为，监狱长应当有权将罪犯关押到他们真正改善时为止，即使需要终生的时间。

监狱本身的状况在恶化。1867年，在加拿大组成联邦之后，联邦政府承担了在金斯敦、哈利法克斯和新不伦瑞克圣约翰的省感化院的责任，但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