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3部分(第2/4 页)

，也不得不回到传统的路线上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40年，在中国政府决定支持“自由印度”组织的时候，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领袖便派代表远赴北京，向中国政务院总理谭延恺提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自由印度’组织所代表的未来印度政府很可能会导致人数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压倒人数少的教派利益。”谭延恺和孙纲一样，对印度种族教派之间的隔膜及分离情况了解不多，他更多的是比照中国的经验和模式来看待印度的种族教派问题。谭延恺认为印度穆斯林所担心的情况不会出现，“中国政府保证新的独立的印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的国家。”对于中国总理的保证，穆斯林领袖们并不感到安心，有很多穆斯林领袖甚至这样认为：“继续保持英国人的统治也好，由中国来进行统治也好，将印度分裂成七八个国家乃至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再独立也好，都要强过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1942年5月7日，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拉合尔宣言》，即在印度次大陆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决议。

在华军攻入印度彻底击败英军，结束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百年殖民统治史后，对于独立后的印度究竟应该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各派政治势力有很大的分歧。为了尽快给予印度以独立地位，在了解了印度各派政治势力的意愿之后，华夏共和国大总统孙纲提出了三个方案，“甲方案”为“大印度联邦共和国方案”，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个印度将是松散的联邦，分别下辖印度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分治地区，三个分治地区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只由联邦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乙方案”为“邦联方案”，即成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邦国，三国成立邦联或攻守同盟，旁遮普和阿萨姆两个非穆斯林地区分别并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丙方案”为“联省共和国方案”，即在印度成立按民族划分的17个自治省或邦，各自治省和邦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力，各省实行中国式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由各自治省成立“印度联省共和国”，各自治省不能脱离联省共和国成立独立国家。

但让孙纲始料未及的是，他所提出来的方案竟然无一例外的遭到了印度两大宗教集团的反对，尽管对于孙纲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威望表示敬重，但“自由印度”领导人钱德拉。鲍斯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巴基斯坦”这个概念，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真纳则坚决要求成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印度的锡克教徒也要求成立独立的“锡克斯坦”，而海德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等印度几个大土邦的王公则要求各个土邦组成“第三个印度”。

在后世的历史学者们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孙纲所提出来的这三个方案无论实现哪一个，对印度都是极其有利的。这三个方案既可以维护印度次大陆的统一，又可以使地方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能够消除“印度教徒多数统治”所带来的恐惧。但印度各派政治势力的短视和无能最终葬送了这一美好的政治前景。

因为“自由印度”组织、国大党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各不相让，三方很快宣布决裂。由于华军在击败英军之后便开始撤出印度（对于华军迅速撤出印度的原因，存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派往海外的兵力不足，中国政府打算将在印度的部队调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执行占领任务），防务及缴获英军的武器都移交给了印度解放军或当地的部族武装。在华军撤出印度之后，印度各地的武装力量并没有来得及统合起来，这就为以后的内战埋下了导火索。

在政治谈判破裂后，一些激进的穆斯林开始在印度各地挑起种族和教派冲突，1945年8月16日，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公然宣布这一天为“直接行动日”，在加尔各答东北的马尼克托拉区，穆斯林发动了骚乱，随后向其它城区蔓延。穆斯林使用砖头、匕首和枪支同印度教徒展开混战。城内的警察和印度解放军的士兵不得不使用摧泪弹加以制止，由于场面极度混乱，前来制止暴*的印度解放军士兵不得不向混乱的人群开枪，好容易才将人群驱散。当天下午，约60万人的穆斯林在加尔各答广场集会，全印度穆斯林委员、孟加拉省临时政府首席部长纳兹穆丁在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称在骚乱中受伤的全是穆斯林，“穆斯林除了自卫反击以外已经别无选择”。他的这番讲话激起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暴*。许多穆斯林一离开会场就到处追杀印度教徒，并拦截焚烧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