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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象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操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俄国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操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学员们肯定都被相互对立的学说弄糊涂了。共产党人在给学员讲课时带来的是热情和苏维埃式的作风，国民党则有很多人忙于宣传孙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国民党这一边，已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不统一的迹象。

军校的政治委员廖仲恺代表了左派，他们热心于同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的合作。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是中间派人物，他最先组建国民党，支持与俄国人联系，是因为孙博士倡导这样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汉民则公开反对这样做。

蒋介石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使其同事们颇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