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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百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沣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社’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从‘企台’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堂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词，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人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著「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