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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巨大的空间之内，暂时性的东西只有在消逝过程中才是让人看得见的，而这巨大的无限的空间本身却超越一切，永远以同一形状和结构巍然挺立在那里。”

《巴黎城市史》

＇英＇科林·琼斯　董小川译

科林·琼斯教授是《剑桥插图法国史》的作者。《巴黎城市史》是他为巴黎勾勒出的一幅独特的四维版画。

与教科书式的历史不同，这本书并不只是记录年代和历史大事，也不只是描绘王侯将相的个人传，而是写人，写实实在在的巴黎人。他写考古发现的一个巴黎孩子，写成为圣女的抵抗外敌的基督徒，写城墙工事的建设，写商业协会和鞋匠生活。这是与布洛赫和布罗代尔一脉相承的整体史学的视角，不知道何时才能有人为中国的古城写一部这样的历史。

“如果说文化的记忆确实存储或印记在城市的建筑环境中，那么就必须知道，环境是有人居住的。总而言之，如果不顾巴黎人来谈巴黎史，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个神话。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几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

“土地、水和湿润与巴黎城市历史的戏剧性关联比起现代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理学家曾经有这样一句格言：‘巴黎是塞纳河上的礼物。’

“在巴黎的神话中，有许多是它自己创造的神话。”

伦敦·宪政·公元1215年

中世纪的帷幕拉开了。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欧洲经历了最大的剧变。罗马帝国崛起、衰亡，基督教崛起，蛮族崛起，欧洲从古代世界进入中世纪。在大起大落和湍急的转弯时，没有时间过多品评，当历史的小船终于滑入暂时的浅滩，我们终于可以讲更多的故事，作更多的对比。

这一站到伦敦——一个有度的城市。

我们对英国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是大英帝国。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课堂上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从英国开始，通常说的也是那两个世纪——18世纪到19世纪。那是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的世纪，因而也就是集中了最多目光的世纪。我们详尽学习现代化如何突然爆发，学习从文艺复兴到工业化前期有哪些新变革、新技术与新思想，民族国家与中世纪国家有哪些差异。我们的目光集中于时代的断裂，研究全新的东西，却似乎并不怎么研究延续与生长的东西。中国没能够自发进入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因而急须了解转变的过程是什么，如何发生。

然而，没有任何新事物是在全新的土壤中诞生的，也没有任何转变仅仅是转变。所有的枝叶都有遥远的根。当两棵树开出的花朵不同，果实不同，高度也不同，通常从阳光与水分的考察中是得不到答案的。如果它们是不同的树，那么历史与根系就已经不同。

现代国家的根源在12世纪已经奠定。

【议会是西方传统吗？】

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问题：古代中国没有自动发展成现代模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国家，那么究竟缺少了什么东西？诚然，这样的现代国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它是历史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和资本主义一样，宪政国家没有在中国自发生长。

我们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不完全是。从宋朝开始，资本充足、工人众多的工场就已经开始运营。江南的丝织工场雇佣工人达到千人，矿场达到万人，在工场主手中的资本随利润流动。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吗？也不是。中国古代的市场从秦汉时就一直存在，战国时已存在广泛的贸易、富商和市场决定物价的机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管子》已经提出了国家调控物价和货币的方法，《史记》则阐述了货物各得其所的市场特征，唐宋之后的雇佣工资也是市场决定的。总体而言，古代有着比较自由的经济环境。

在于缺少一次像样的大革命吗？有道理，但不充分。中国起义造反不能算少，只是起义成功之后都回到前朝的老路，不是起义领袖没有革命的精神，但还是没有突破现存的理念。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也不算少，极端的王莽改革，大胆的王安石改革，最后都没有“实质的改变”。那么在于新教伦理和儒家思想的区别吗？也许有关系，但肯定不确定。并不是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能发展出现代宪政国家，即使是新教宗教改革后的地区也有很多仍然按传统模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