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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便恰好给了他一个拖延的借口。所以寸步不敢离开。

这是烦煞人的一件事！心挂苏州、烟台两地，而眼前“夷场”中的软红十丈，却又可望而不可即。加以吴老板的态度不可捉摸；而万士弘的难关又不知可能度过？叫人悬念的事是这样子多，以致于一颗心再无踏实的时候，越觉得五月底的天气懊热不堪。

度日如年地守到第二天午后，吴老板满头大汗地奔了来；一进门便将紧握着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两张银票。

“洪相公，我尽力去办，只弄到一万三千银子。力量只有这么多，莫奈何！”

洪钧既喜又惊且愧；原来以为吴老板言词暧昧，似乎看万士弘遭受打击，境况大不如前，起了异心。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

“我的情形，可以跟洪相公谈谈—　”

据吴老板说，当他的茶庄濒临倒闭时，亏得有万士弘所借的一干银子，方能撑住门面。使他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自己昂起头来去闯，没有过不得的关。因有这番信心，才能大胆地下手捕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他偶然听到一个在洋行里的朋友谈起：“南北花旗开仗，棉花收成又不好，所以英国、印度都要到上海来采办花衣。”吴老板是松江人，对于“花行”的情况，相当熟悉。松江、大仓一府一州所属滨海出棉花的地方，每年在收割之前，便先抛售期货，名为“兜包”。他心里在想，既然洋商要来收买，花价一定会大涨。而且，不必等洋商到，只要消息一传开来，行情立刻就会有大变化，所以要抢得快。

主意打定，随即动手，贱价卖掉茶庄存货，又调动一笔款子，总共凑成三千银子，以每包九两二钱的价钱买进三百二十多包花衣。果然，不到二十天功夫，花价扶摇直上，每包由十一二两涨到十七八两，而后市还要看好。

于是吴老板心里在想：花行本钱有限，先抛后补，无非经纪生意。上海的花价一涨，产地当然水涨船高，每包总要十四五两，花行两手空空，收现货，交期货，每包要亏到五六两银子，损失太大，就非出花样不可了。

最方便也最习见的花样是掺水。每包净花六十多斤，掺上十来斤的水，立刻渗入花内，外表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这一来，斤两凭空添了许多，成本便可减轻；但棉花就会变质，甚至发霉成为废物。

吴老板将心比心，自觉遇到这样窘迫难解的情形，恐亦不免出此下策。因而体谅花行，开诚布公地商量，“兜包”的期货自愿加价，可是交来的货物，必须地道。花行感念他诚意相待，都能信守约定；而吴老板虽然加了进货的成本，但照市价结算下来，仍旧赚了万把银子。茶叶庄的房子本来是租来的，此时跟房东商量，买了下来，算是有了自己的基业。

“洪相公，”吴老板拿话题又拉回本行：“茶叶这行生意，也要靠‘洋庄’才会有大发展。今年二月里杭州克复，我定了一批茶叶，已经运到上海。本想等市价好了再卖，现在也说不得了，只好先杀价让给同行。另外，我拿房地的‘道契’抵押了五千银子，两下凑成一万三千。喏，都在这里！请你收了，转交万大爷。实在是我力量有限，帮不上大忙。”

听完他这长长的一篇叙述，洪钧的感想极多，心思极乱；除了为万士弘称谢以外，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等吴老板辞去，他慢慢将心思静下来，前前后后，仔细思量，不由得又悔又恨，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张仲襄为万士弘设计的本意是，取得一张与吴老板合伙的契约，好作为一个倾家荡产之余，犹得苦守待时的退步。自己既未将话说清楚，在态度上又操之过急，仿佛唯恐人家不认账似地。因而逼得吴老板非如此不足以表明心迹！

这一万三千银子，对万士弘并不见得有多大帮助；可是在吴老板这方面的影响之大，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批存货，本可待价而沽，由此开辟了“销洋庄”的路子，却以贱价抛售，形成双重损失；拿“道契”作押款，额外又添了债务。刚刚能够站稳的一桩事业，经此顿挫，说不定又沉了下去。

转念到此，洪钧异常不安，毫不考虑地赶到吴老板那里，重新谈判。

“我们都弄错了！”他说，“当然，主要的是要怪我，话没有说清楚。万大哥信上所说的‘共患难，同甘苦’，不是指现在，是指将来。万一他在烟台立脚不住，那时候要跟老兄来同甘共苦，一起经营，重创一番事业。这笔款子，说实话，对他也无济于事；你老兄收了回去，另外换张合伙的合同给我，我就可以交代了。”

吴老板一面听他的话